中华网编导闻奕：周老师您好，很荣幸可以采访到您。您是江苏扬州高邮人，一提到高邮，不得不提起汪曾祺老先生。您的创作上，有没有一些受他的影响的地方呢？

周荣池：汪曾祺是我们高邮走出去的，一位当代文学的名家，应该说他的创作受到了运河以及运河边城市的影响。同样呢，我们也生活在他曾经生活过的城市和那些场景里面，所以说我们的文化生活和写作，多少还是受到了汪曾祺先生的影响。至少说，受到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场域的这种影响，也可以算是一种传承，或者说是一种共同的影响。

中华网编导闻奕：那您可以谈一下您的创作之路吗？

周荣池：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所以说我的写作呢，主要是以高邮，以及它所在的里下河平原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这个乡土文学的写作，当然这几年呢，我也刻意的就是，转向到在城市化背景下、城乡关系的这种书写，但总的来说，我的书写对象还是我们的乡土中国这么一个现实场景。

中华网编导闻奕：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目光聚焦在乡土文学上的书写呢？

周荣池：琢磨着创作开始，就主要是以童年经验作为书写的对象。那一段时间的写作呢，有些评论家概括为叫“卖小孩文学”，实际上就是童年经验，对我的写作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写作者，应该说，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乡村，就是我们也就天然的选择了乡土作为一个巨大的母题去书写。这更像是一种天然的使命。

中华网编导闻奕：那您所书写的里下河平原，对您个人的成长和您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周荣池：这个平原呢，和许多拥有其他奇特地形不一样，它是一望无垠的、它是坦荡的。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他可能也受到水土的暗示，性情上显得比较淡泊，心地上也显得比较温和。所以说，我们这几年在里下河文学创作中，提出了一种温情现实主义。这实际上，也能在汪先生的创作中，找到这种来源，或者说找到这种影子，我们的现实主义是基于这种温暖的、善意的、和美的这种人际关系的书写。

中华网编导闻奕：我读您的作品的时候有注意到，就是您的作品非常关注地名，就比如说我是读者，我会记住很多您所写下的名字，您是不是也经常去走访一些历史古迹呢？

周荣池：对于地名的关注，可能一开始是与我本身的工作有关，因为我自己从事的宣传文化工作，势必要接触到一些文史知识。但是呢，随着我写作地不断深入，我就发现，其实地形、时间、好多东西都在改变，但一些古老的地名，它实际上往往就像大地的一颗纽扣一样，它非常顽固地钉在那里。当我们在地方志里面看到在明代的时候，一个不起眼的村落的名字，我们转身一想，它可能比草木、比时光更加坚定。所以说后来我觉得，我们文学有的时候是无用的文学，甚至是在时间和情感面前是无根的。但实际上，我们做现实主义创作，有些地名，有些古老的地名，有一些或者说古老的故事，它可能会给我们的文学提供某种依据。这些朴素的名字，它可能更具有文学性。

中华网编导闻奕：现在农村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呢，就您在写作之中……

周荣池：我这几年对于城乡写作的关系思考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去年，我在北京三个月的时间，专门写了一本《大地的角落》这样一本书。我选择城市去写这本书，实际上是想倒逼着自己，在城市化语境里面去思考乡土关系。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乡土，就是我们地理环境上的乡土，它的现代化程度，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

在城市里面，城市的经营，城市的运转，反而是靠着某种古老的乡土思维在运营的。这可能是我们今天的人们，今天我们写作者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我们以为在过去的地理空间里面，才能找到乡土，但其实乡土思维更多的存在于城市，乡村的现代化程度，甚至全球化程度，要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说这种复杂的多变的，甚至多元的这种城乡关系，是我们今天面对乡土中国，作为一个年轻的写作者，应该去思考的问题。这可能也是改变我们100多年乡土文学一个突破口。因为我们过去一直对于乡土文学，有某种偏见，或某种失误，就是一直以为，乡土文学就是那些古老的，那些苍老的故事。但今天，在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乡土中国，我们的城乡关系，不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那种城乡关系，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大有可为的，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我们过去的对于乡土文学的态度，或者说乡土文学所处理的基本经验，在一个时期是处于回望、回忆，甚至停滞的状态，这实际上并不符合我们当初百年前乡土文学发端时候的那种状态。

比如说，我们今天再来看，鲁迅的乡土文学，包括茅盾所写下的乡土，并不是我们后来继承者所展示的样子。他们所体现的时代性，甚至世界性是令我们惊讶的。所以说我们作为后人，并没有把衣钵继承好，可能也是一段时期，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我们对于乡土的这种态度，是处于回望的，甚至停滞的状态。而今天在乡土中国发展到，全球化和城镇化，不可避免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作为青年一代，如何思考这个城乡关系，尤其是乡土，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关系，可能就是我们的乡土文学，如何走向未来的一种契机。好的文学，我想就是不仅能记录过去的事情，能阐释当下的问题，还能解决未来的困惑，这是我们想要的乡土文学的一种新突破，才能解决未来的问题，这可能也是一部文学经典。

我们今天再来看，浙江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出去的鲁迅，包括茅盾，他们的乡土文学还能解决今天的问题，他们的情绪还能引起我们的共鸣，这就是伟大的作品，经典的作品，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写作者，应该要去探索的事情。

其实书写某一片土地，能引起的是更加共鸣的一个情感，对于书写者来说，某一片土地或者说某一个案例，它可能只是一个出发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故乡，但是如何写出共同的故乡感，可能是我们乡土文学也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刚才说到的汪曾祺先生，汪曾祺先生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在国内，甚至海内外引起这么多共鸣，我想就是他基于一种，我们这种汉语表达基础上，找到了一种公共的故乡感，就是让天南海北的人都觉得，那是我的故乡，那是我们的故乡，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天探索乡土文学，这种共情能力的一个奇迹。

中华网编导闻奕：您刚刚提到了故乡，自己回头再去看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感悟是不是？

周荣池：我们再回头看我们的故乡，或者寻找我们的故乡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代表了一种明确的语境，故乡已经是我们回不去的地方。实际上作为一个写作者，或者说作为一个离乡者，我们更知道，并不是故乡，在地理上没有办法回去，而是在心理上我们不愿意再回去。这事实上，作为已经走入现代化语境的人，他没有办法完全在物理上，尤其在心理上，也没有必要再回到过去的故乡。这也是我们对于新的城乡关系的一种思考，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回到物理上的，或者说地理上的故乡才能引起真正的乡愁，我们的乡愁是不是一定要放在过去的那些对象上，比如说炊烟、老黄牛，泥土的、泥泞的小道。我们今天在城市里面，同样有这种乡愁感，可能这种感觉要比我们在过去的那种传统的场景里面，体现的更加明确，更加深刻。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实际上我们城市的情绪主要以乡土的情绪在支撑着。

比如说我们被拆迁的小区，这也是乡土在物理形态上一种变化，过去的乡土是村庄，是在平面上延伸的，现在的乡土是在向上生长的村庄，我有一篇小说就叫《向上生长的村庄》。其实我们的社区，我们城市的房屋，就是向上生长的村庄，它的结构集体方式和过去不一样，一个是平面的，一个是向上的，但实际上它的心理内置还是相通的。目前的乡土文学的表达中，可能也是一个新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问题，像很多拆迁的搬迁的农民，他并不是住进了城市就一下子变成了市民，他身上所具有的这种乡土的气息，或者说我们农民的这种思维，还是在顽固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说，这就是我说的，城市化进程越快，我们的乡土关系越发多元，变得更加的深刻，变得更加的需要我们去关注。

中华网编导闻奕：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近些年来有一个风潮，就是年轻人比较向往乡村，比如说有很多的年轻人的综艺，一群年轻人，去一个乡村里面去生活，您是怎么看待的？

周荣池：我也注意到这种现象，我觉得不管是某些综艺节目，或者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选择一些更加生态的，更加这个乡土的生活方式，要注意到我的表述就是，它已经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在不再是一种生产方式。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已然改变，即便是我们今天回到农村，我们的父母，他们是在依靠着机械化，依靠着现代化去生活，现在追寻的这种乡土的古老意境，只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作为一种休闲方式。我觉得它也是可取的，但并不能去改变，我们已经变得先进的生产方式，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中华网编导闻奕：您目前所创作的，已经有许多种的文体了，比如小说散文，未来的创作您是想要在散文这方面更加的深耕呢，还是去涉猎一下更多的领域，比如说戏剧之类的？

周荣池：实际上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长，尤其是写作的不断深入，我个人的写作经验，或者说更多的，我所了解的作家的写作经验是，他在地理环境上和心理机制上，是在做减法的，就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过去我们要做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实际上这个野心，并不是更多的方式，或者说更多的手段，写更多的内容，而是写得更加深刻，写得更加安静。

对我来说，我不知道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说的话，会不会还有改变，我们受了这个新人奖，实际上就预示着某种事情，一直在新变。我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还有新的变化，但就我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是自己愿意更加集中精力用散文的方法去解决，做一个离乡者视角的乡土关系的阐释，这一门课题足够我好好琢磨一段时间，好好去书写一段时间。这是我目前的想法，我也不知道许多年以后，我们再遇见的时候会不会有新的变化，都是很难说的。也许哪一天我不再写作了，但是如果大地依然草木丰美的话，我觉得也蛮好的，也是对生活，对这个时代最好的祝福。

（本文为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华网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