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10日，沈从文在给张宗和的信中写到：“改写《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还记得住他。要这里已算是一把手。可没有人明白，这只比较得用的手，原是从如何情况下发展出来的！很少懂得他的笔是由于会叙事而取得进展的。当年罗头徇私，还把他从联大开革！有时间多看书，多看点杂书，另一时或许还得用。不仅治学有帮助，做人且更有帮助。”
1972年6月14日，沈从文在给巴金夫人陈蕴珍的信中写到：“曾祺在这里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花白了，上次来已初步见出发福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后来看到腰边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读来颇有意味。
1972年6月16日，沈从文在写给窦达因的信中写到：“《沙家浜》的改编者汪曾祺，廿五年前在西南联大写散文就极出色，会叙事！我不懂音乐，可是听到一切有名好曲子，都像是极会用乐章叙事，不仅能写人，也能把人放到一定节令、一定景物背景下，加以解释，雄壮和柔和都有色彩和性格，我从中还可得到种种启发，转用到写作上。因为它用的动人处，都有个共同点，只是表现的工具不同而已。”
因为样板戏的写作，汪再次陷入政治漩涡，是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沈从文对此深感忧虑，且感到无从着手，在写给汪曾祺的信中，竟顾左右而言他，恐怕也是为了缓解学生更多的内心压力，其良苦的用心，无出其右。1977年4月4日，沈从文给汪曾祺写信，主要内容是这样的：“……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作我的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到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恼羞成怒’，竟指着我的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大致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作的自以为聪明的蠢事，那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和社会要求将长远有一段距离。”信中所指的“中山狼”姓甚名谁，如今怕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厂准备改编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本子几易其稿出来后，沈从文似乎都不甚满意，以为失去了小说固有的诗意。汪曾祺也认为《边城》的拍摄，是需要超越于现实之上的。1980年9月中旬，沈从文在给徐盈的信中写到：“朋友汪曾祺曾说过，求《边城》电影上得到成功，纯粹用现实主义手法恐不易见功，或许应照伊文思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分当作抒情诗的安排，把一条一沅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一切作为女主角半现实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现。”沈从文对汪曾祺的说法是很认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