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出版后，先生总感到仍有缺憾。他曾说起，《宋史卷》还难称完备，所收词目远不能满足读旧史之需，原因是这部大辞典既以断代分卷，又以专史分卷，所以宋史卷与各专史卷交叉，只能择要收入那些绝不可缺的词目。1985年，先生就决定另编一部《宋史大辞典》，希望编成后能给宋史研究更多助益。但1987年起，先生就卧病不起，这一计划也随之落空。次年，有家出版社准备推出大型系列的《中国文化史大辞典》，约请先生主持宋代卷。他在病榻上与我谈这件事，表示自己已无法工作，但仍打算允诺邀约，希望我能具体负责筹划。见到先生在约稿协议上歪斜的签名，想起他原先那刚直劲峭的笔迹，心里不禁泛起一阵酸楚。我深知先生编《宋史大辞典》的夙愿仍盘亘在心，便表示愿竭尽所能全力以赴。于是，我以先生的名义，由程门弟子为主体，同时约请其他学者，组成了作者队伍。然后，按宋代文化的学科框架，设计条目，组织撰稿，协调进度，审改稿件。三四年间，我心无旁骛地投入其中，不时向先生有所汇报，他总表示，这事只能靠你们。好在有协助先生编《宋史卷》的实践，更兼诸多同门的齐心协力，这部《宋代文化史大辞典》在1994年终于完稿。遗憾的是，出版历尽周折，正式梓行迟至2006年，先生去世已岁星再周了。
好几位宋史前辈都向我转述过先生的话：“虞云国不是我程应镠培养出来的，而是社会造就的。他进大学时水平已经很不错。”先生的话，明显有谦抑成分，而说 “社会造就”，也不无道理。十年浩劫，家国剧变，让我们这代人对历史有更深的领悟力；尽管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毕竟还读了点书，入学水平超过从中学直考的大学生也是事实，仅此而已。但立雪程门的幸运机缘，却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其后的学术路向与治学风格。
针对人文学科的学生培养，有学者说过：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这在专业常规训练上确是卓见。我想补充的是，中国师道历来有“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之说，《资治通鉴》卷五十五胡三省注云：“经师，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尽管“人师”往往强调以身作则的道德持守者，但也不妨作宽泛的理解。一位光风霁月的人文学者，倘在学术上独具气象、风格与魅力，本身就是标杆式的巨大存在，只要弟子善于参悟领会，学业上便“足以范俗”。
记得研二那年，我写过一篇记先生谈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的作业，题为《治史三昧》，他是肯定的，让在《宋史研究通讯》上刊发。那篇文章里，我不仅从他的言传，更从他的身教，概括了先生治史的气象风范，兹摘引要旨如下：
“剖破藩篱是大家”。近来先生不止一次朗吟这句古诗来勉励我们。先生谈治史时强调理论，但反对无学业根底的空疏之论，强调扎实的史料功夫，却也不主张仅以罗列史料为能事，他推重宏观理论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而且认为这种结合是可以在一个出色的史学工作者身上就能完成的。只有那样的结合，才有可能剖破藩篱成为大家。先生谈治史方法时，亦相当讲究文字表达，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驾驭文字的能力，把史学论文写得简洁畅达，富于文采，使人爱读。强调材料，重视理论，讲究文字，这是不是程先生的治史三昧呢？我以为是的。
回顾我的人生轨迹，在“谨身修行”上，不敢说先生的道德人格让我提升了多少高度；但在学术上，他对我去妄纠弊的“范俗”影响不言自明。其间，既有前文所及的提澌与批评，更多却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式的熏染。在这层意思上，没有先生的培养，就没有作为人文学者的今日之我。
《近思录》记及程门轶事，于小程子有“程门立雪”之典，语弟子恭于执礼；反躬自问，门生自惭不如。于大程子有“如坐春风”之喻，说师尊善于传道；作为人师，先生当之无愧！■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