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那年，为参加学生学术报告会（这类报告会也是先生为提高七七届与七八届学生科研能力而倡导的），我就南宋初年的“苗刘之变”写了篇小论文呈送给先生。现在想来实欠斟酌，先生系务公干那么繁忙，学术活动那么频密，哪来时间审读一篇本科生的幼稚习作！但他却交代董家骏先生审阅指点，以便我在论文写作上有所进步。这篇文章正式发表已在三十年后，且经过面目全非的增补修改，但在起步阶段，先生点滴关怀却记忆犹新。
也许从大一下学期起吧，先生家的客厅成为七七届晚餐后的向往之地，去那里听先生谈时事政治（那一时期的时事政治也确实值得放谈），谈学林往事，谈学术动态，成为同学间一大快事。我已记不清首次趋谒程门的准确时间，大约不会迟于大二。
大三那年，接着“苗刘之变”的研究路径，我发现在其前后的两宋之交兵变频繁而引人注目，武将势力也在平定兵变中再度坐大。于是，试图作进一步探究。但作为本科生，当时校图书馆与阅览室能借读的宋代史料十分有限。先生当时还主持古籍研究室（现古籍研究所前身），这一研究室是标校宋代史籍的重镇。经他特许，我可去那里自由借阅所藏的典籍，大大方便了史料阅读与搜集。
为在暑假里写出论文初稿，我还必须读完专记两宋之交历史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但古籍研究室不能向历史系本科生开放图书外借权。我遇到先生，说起这事。他当即说，我家里有这套书，你去向李先生拿吧。后来，师母李宗蕖先生多次笑着说起我取书时对先生插架图书的熟悉程度。
从先生闲聊中，得知中国宋史研究会将在我校成立。暑假过后，我把这篇长达三万余字的论文初稿呈送给先生，确像有句唐诗说的那样，想问一句“画眉深浅入时无”？先生只对我说：文章先放在这里，下月宋史研究会在我校成立，你可去旁听。他是会议主要筹备者，由于这一特许，我也许是唯一旁听完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在读本科生。
会后不久，先生把我叫到家里，将论文退还给我。当时，看到每一页都有他字斟句酌的笔削，我的感动真是无以名状。他却淡淡地交待我再誊一份清稿，以便收入论文集。对我的论文，他说了两点：占有史料要全面，但用一条材料能说明的问题，不要再用第二条；写文章要让人爱看，要干净简练，一句话能说清的，不必说第二句。这两句话，对我醍醐灌顶，让我终生受用。这篇习作后来收入邓广铭先生与他主编的第一届中国宋史研究会论文集，既是我正式刊出的第一篇宋史论文，也是这册论文集中唯一的本科生之作。我在文末特别加了一句“作为一个初入宋史研究之藩篱的学子，奢望本文是他研究两宋兵变以至整个宋史的第一格石级”，旨在感念扶持指引我踏上宋史研究第一格石级的授业恩师。
本科毕业，先生留我当助手。先生告诉我，他正忙于《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编撰定稿，让我也投入其中。这年春天，他还把徐规、王曾瑜、朱瑞熙、胡昭曦与张邦炜诸位先生都礼请到师院，共同负责复审工作。
先生给我的任务，一是负责先生与各位专家之间的联络，二是参与词条初审，逐条查核撰稿者开列的参考文献，凡词条释文与参考文献有出入牴啎处，不仅必须注明，最好还能考定是非正误。前一项工作量不多，先生自己就经常到他们住地交流讨论。后一项工作却烦琐而具体，倘若写稿者文献出处罗列不全，尤费搜考之力。但对我来说，在历时年余的审稿过程中，不仅渐次熟悉了传统目录学的工具书，而且逐步拓宽了宋代文献的知识面，更是有效训练了史料考证的基本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