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南归，趋谒程门，转送上一尊仿唐三彩骆驼，告诉先生这是民院学生的临别赠礼，他说这倒蛮有意义的，高兴地收下了。
我留校不久，先生就在历史系创建了宋史研究室，我与同届留校的刘昶兄都成为其成员。为把我们培养成合格的研究者，先生尤其重视我们的业务学习。我手边还保存着一份当时的进修计划，应是先生要求制定的，分理论学习与业务学习两部分，前者包括经典著作与中西史学理论名著的拟读书目，后者包括宋史研读书目与论文写作计划。以后几年里，作为助手，除协助先生编纂《宋史卷》，帮着处理宋史研究会秘书处的杂务，就是读拟定的两类书。
这时，先生已招了几届宋史研究生。他认为，在高校教研还是应该提高学历，就让我们都考他的在职研究生。1984年，他一下子招了八位研究生，包括本科留校的刘昶、范荧与我。于是，我们在程门又开始了研究生学习。先生治史，强调在史料与史识上的通贯性，要求研究生不论搞中国古代史哪个断代，都必须研读完《资治通鉴》，包括司马光的考异与胡三省的注都必须下功夫。研究生入学不久，他找我谈读书计划时说，既然你说已读过《资治通鉴》，那就从《史记》开始，把正史一史一史读下去罢。于是，我不敢偷懒，读完了前四史，还有《左传》。前四史囊括了秦汉以前的历史文化概貌，也是中国传统文史的典故源头，细读一遍，确实受益匪浅。我后来写过《春秋县制新探》等先秦秦汉史文章，就是研究生时读史所得。先生为我规摹的读史计划，既让我的宋史研究拥有较通贯的视野，避免了“只学宋史，学不好宋史”的谫陋，也让我对宋代以前的中国史有了总体的了解。
研究生期间，先生自己讲 “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还请邓广铭、王永兴、胡道静、苏渊雷诸先生来做专题讲座。邓先生讲他的宋史研究，王先生讲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胡先生讲他新创的“广谱目录学”，苏先生则讲中华民族文化精华。古籍研究所正在标校《文献通考》，徐光烈先生负总责。先生让他兼顾我的专业与论文。作为研究生实习，我参与其中《四裔考》覆校，任务是复核全部史源出处。这让我在两方面大有获益，一是在文献涉略上更为开阔，一是古籍校勘上初谙门径。
当我选定宋代台谏制度作为论文方向后，前去汇报，他已卧病在床，说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题目，要在制度复原与理论思考上多下功夫。由于健康原因，先生已不可能直接指导我的论文，却表示相信我能研究好这一课题。1988年，我送上了打印稿，他已完全没有精力审读完这篇长达数万余字的硕士论文了。没能听到他的直接意见，我是深以为憾的。
由于在职读研，仍兼做先生助手，亲聆謦咳的机会依然不少。记得《范仲淹新传》出版不久，我曾问先生，接下去还想写哪个宋人传记，打算写王安石吗？他说，不写王安石，有时间想写写苏东坡。在感性上，先生似乎不太喜欢王荆公；从史学角度论，他对林语堂的《苏东坡》隐含不满。但他接着说，最先想写的还是魏晋南北朝人物系列，不以专著形式，而是一篇篇人物论，每篇有自己的见解。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下过大功夫，不多的已刊论文与薄薄的《南北朝史话》远远容纳不下他对这段历史的全部研究。遗憾的是，在《司马光新传》即将杀青之际，他就一病不起，再也不能搦笔述作了。而该书附录《司马光事迹著作编年简录》还只编到治平元年（1064），先生嘱我续编完稿。于是，我领会先生的史见，揣摩先生的文风，勉力完成了这份《编年简录》，补列了参考书目。出书以后，先生已无力在赠书上题笺，让师母钤印以为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