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案”之后，又遇上了反右。古典文学社一共就六十个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了六个右派，有钱伯城、何满子、王勉等。
从1956年到1966年，虽然有各种政治运动，但还是出了不少好书，为日后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打下了品牌基础，也储备了人才。比如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陈奇猷的《韩非子新校注》等。更有影响的是三套普及读物：《中华活叶文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古典文学基础知识丛书》。这些普及读物下的功夫很大。例如，为了做好《唐诗一百首》，当时社里先印了几百本试印本，广泛征求意见，范围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陈伯达、上海市领导柯庆施，下至印刷厂工人。最后行销了上百万册。
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领导中，有三驾马车的说法，您能谈谈这三位的情况吗？
高克勤：1958年6月，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规划下，原上海市出版局所属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下简称“中华上编”），当时年近七十的金兆梓先生以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身份任主任，李俊民、陈向平、戚铭渠任副主任。金兆梓是老出版人，来中华上编后，同时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因此，在五六十年代，国内有中华书局、中华上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三家从事古籍整理的专业出版社，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有古典文学部从事这项工作，故又有“两家半”之说。李俊民和陈向平、戚铭渠还是中共中华上编分党组成员，其中李俊民为书记，他们三人组成了中华上编领导团队的“三驾马车”。
有百年历史的中华书局，其实是分两段的，创建人物是陆费逵，1958年重组以后的首位掌门是金灿然。说起来，金灿然还是李俊民1930年代在山东教书时的学生。而上古六十年，除了“文革”期间，其出书方向和掌门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前三十多年的灵魂人物是李俊民。他学名李守章，字俊民，江苏南通人。上古的人都尊称他为俊老，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1923年，他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老师是郁达夫，可以说是一个文艺青年。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两位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的领导下工作。1927年5月出任中共武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编当地的共青团杂志。所以说，李俊老既是一个老革命，也是一个老出版人。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南通等地,参加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此外，1930年9月，他还参加了北方“左联”（当时参加北方“左联”的还有后来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的罗竹风等），任秘书长。同时，他还从事学术研究，1930年出版的《李白研究》，是他以唯物史观从事古代作家研究的较早探索。1936年，俊老与于在春、顾民元及江上青、江树峰兄弟等合办《写作与阅读》月刊，该刊物以语文教学改革为主题，宣传进步思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俊老在苏北先后担任“联抗”部队副司令、紫石县县长、苏中第四军分区宣传部部长、苏中第九军分区副专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苏北行政公署文教处长、苏北行政公署文化局局长、江苏省文化局局长等职，1953年10月到上海任新文艺出版社社长，从此开始了三十多年的出版工作生涯。
陈向平也是老革命、老出版人。他原名陈增善，上海宝山人。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7月，受党的委托，打进了国民党主办的《东南日报》社（金华版），主编《笔垒》副刊，巧妙地利用敌人的宣传阵地，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揭露黑暗，当时在浙东、皖南、赣东、闽北、闽南一带产生了很大影响。《笔垒》的主要撰稿人有著名报人陈虞孙、蒋文杰，作家贺宜、陈友琴等。陈向平在主编《笔垒》副刊时，除了团结一批进步文人（其中不少成了日后他从事出版时的作者）外，还发现、培养了一些青年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后以金庸名世的查良镛。当时查良镛才十七岁，是衢州中学的高二学生。陈向平从来稿中发现了查良镛写的一篇散文《一事能狂便少年》。这篇文章观点犀利而充满活力，陈向平欣赏之余有点儿担心撰文者的处境，便将署名改为“查理”，将文章发表。这是查良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不久，陈向平从金华到邻近的衢州出差，专门去寻访“查理”。两人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以后，陈向平又编发了查良镛的几篇文章。1943年夏，查良镛考进了重庆的政治大学，仍保持着与陈向平的书信联系。1946年夏，查良镛因家境败落无法继续求学，欲去杭州谋职，写信给陈向平要求介绍工作。抗战胜利后，《东南日报》兵分两路，一路在上海作为总社，由陈向平主编《长春》副刊，一路回到发源地杭州，成立分社继续出版。陈向平看了查良镛的来信后，热心地向杭州《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推荐查良镛。这番推荐，使查良镛顺利踏进了报界的大门，从而让中国多了一个著名报人。当年，查良镛进入《东南日报》做译稿记者，工作是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编写国际新闻稿。一年后，他离开杭州赴上海做《时与潮》杂志译文编辑，也是陈向平举荐的。不久后，查良镛考取了全国闻名的《大公报》，获新闻记者一职。次年，《大公报》在香港设分社，查良镛遂被派前往。晚年，金庸在《名人传记》上撰文回忆当年在《东南日报》的岁月，情真意切地说：“1940年代我在陈向平主持的《东南日报》《笔垒》副刊上发表过散文。陈向平是一个有胆识的人，坚持真理，人家要杀掉他，他也不怕，给过我很多启发。因而我在香港办报纸是拼了命来做的，是作了牺牲性命的准备的。我办报不能说成功，只觉得自己一生的运气还不错。可以说，当年遇到陈向平先生是我的运气，他教我如何读书，如何写作，如何做人……”可以说，陈向平是金庸办报、从事写作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