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铭渠，浙江上虞人。他是老革命、老军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志愿军某军后勤部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57年2月转业到空军十三厂任党委书记,不久调到古典文学出版社工作。中华上编成立后，任副主任、副总编辑。1980年2月起又兼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他与俊老一起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仅半年时间就为四十余位同志做了彻底的平反、改正。除了党务工作，戚铭渠也参与中华上编的业务工作，作为副总编辑兼任编辑部选注研究组组长，分工主持普及读物、知识丛书和《中华活叶文选》的编辑、审稿工作。他组织编辑，尤其是青年编辑学习“三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组织学术讲座，由专家、学者讲演，如请金兆梓讲经、谢国桢讲史、夏承焘讲词，活跃社里的学术空气。与他共事数十年的钱伯城先生曾在纪念文章中说：“他的古典文学修养相当丰富，知识面很广，对判断古籍的精华与糟粕，能提出精辟的见解，常使专业出身的编辑也为之钦佩。他特别重视古典文学的普及任务，认为这是培养民族文化修养，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手段，所以必须做好选目、说明和注释工作，要选择最好的作品，编写正确详尽的说明、注释，以此推荐给广大读者。”除了普及读物，他也重视老专家、老学者的著作。1962年5月，他赴广州期间拜访陈寅恪先生，得知陈先生在撰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后来易名《柳如是别传》），当即约稿，蒙陈先生同意。
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有“四大编审”的说法，是哪四位？
高克勤：裘柱常、吕贞白、刘拜山、于在春四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被上海市出版局批准为编审，负责稿件的审读，被出版社的后人称为“四大编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上海出版志》“人物篇”均有他们的传略。但由于他们有的去世较早，有的鲜有著述，以至于其事迹、成就多不为人熟知。
裘柱常（1906-1990），笔名裘重，浙江余姚人。他是四大编审中最年长者，却不是治古典文学出身的，而是以新诗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的，以翻译家名世，译著主要有杰克·伦敦的《海狼》《毒日头》和德莱塞的《金融家》《嘉莉妹妹》等。1945年，裘柱常进上海新闻报馆任编辑。后任《新闻日报》资料副刊组组长、编委。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新闻日报》民盟支部主任。1960年任中华上编编审。1970年退休。晚年，他与同乡老友楼适夷、老同事吕贞白等诗词唱和。1979年和1980年，他被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吕贞白（1907-1984）本名传元，字贞白，后以字行，又字伯子，江西九江人。其父为清末进士，曾在江苏南通为官，贞白随侍，是时年十四，拜状元张謇为师，学习古文诗词，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他精通诗词，才气横溢。时人陈巨来也把吕贞白与诗人冒孝鲁、沈剑知、潘伯鹰、画家白蕉、篆刻家邓散木、书画鉴定家徐邦达等并称为“十大狂人”。晚年的吕贞白仍自视甚高。和龙榆生关系都非常好。吕贞白喜奖掖后进，提携过章培恒、黄永年等。对没学问的人，他是嗤之以鼻的。吕贞白指导学生非常认真，对学生严格要求，常说：“我不能误人子弟，要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某日，他审阅某校古籍所一硕士论文，对我同学陈麦青说：此论文“以劳力而言，似可授予硕士学位；于学术而言，则无发明”，并拟将此话写入评语。麦青问了原因，原来是该生以点校某宋人笔记代替论文，仅冠以一简短前言而已。麦青对他说，千万不能把此话写入评语，否则会耽误学生前程。他就采纳了麦青的意见。可见，他对学生不只是责之严，也爱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