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举一例。柳田在书中记载了1901年的一种映入寻常人眼帘的世相：“明治三十四年的六月开始，在东京禁止跣足。主要的理由是不卫生，但实际上的动机是为了有对等条约国的体面，而暗地里做了很多的努力，在那之前稍微早些时候对裸体与袒露肌肤的取缔，那是非常严厉的。这件事与当时绘画与雕刻的展览会上，必须要对最为裸露的美进行赞赏的情况，竟然是并肩发生的，实在不可思议。”（24、25页）无需说，我们的生活经验会告诉我们，普通人对这种世相并不会特别在意。不过，当柳田记录并明示了其中的矛盾，并进一步指出“条约国的体面”这一文明意识与视线之后，问题就发生了转化：这种意义上的“文明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富有意味的是，埃利亚斯在其欧洲版《文明的进程》中，对身体裸露这一世相也有特别的关注。他特别转引了一则时人的观察：“有多少回我看到脱得光光的、只剩下一块遮羞布的父亲带着赤身裸体的妻子和孩子穿过小巷去浴室……有多少回我看到十岁、十二岁、十四岁、十六岁和十八岁的姑娘光着身子，只系着一小块布……从他们的家里穿过长长的巷子去澡堂……”（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75页）显然，这一类世相表明，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身体裸露的拘束不多，因裸露而产生的羞耻感保持在很低的水准上。然而，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在十六世纪，尤其是此后的三个世纪逐渐消失了。埃利亚斯在此揭示了“文明”的具体进程：身体裸露的现象在上流社会首先消失，其他阶层则通过效仿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最终将自己的身体遮蔽起来。与身体的“裸露”相比，“遮蔽”成为社会主流，随后成为“文明”自身。
由此看来，明治日本在文明化进程中大量模仿欧洲的衣冠行止，可以说完全忠实地再现了欧洲“文明”的进程和实质。区别之处在于，在欧洲长达数个世纪完成的生活样式的转换，在近代的世界体系中被明确赋予了作为价值的“文明”含义，而近代日本则在至多半个世纪内，以迅疾的方式完成了这一过程。问题亦由此而出现——在生活样式的急剧转变中，人们遵从于社会压力的同时，也体验着从既定秩序与意义体系失落的空虚感。对这一复杂过程，埃利亚斯对此议论道：“很难判断是不是由于‘文明’与‘自然’的截然对立而导致了‘文明人’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导致了西方国家文明新阶段中所出现的情感失调的特殊情况……无论是在‘未开化’的社会还是在文明社会里，到处都有由社会所造成的禁忌与约束以及它们的心理基础，即由社会所造成的恐惧、喜悦、厌恶、难堪与兴奋。”（171页）埃利亚斯在此揭示的问题是：从社会-个体关系的角度来看，文明进程仅仅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变迁，而不具有不证自明的价值。
进一步说，作为大词的“文明”被赋予的意义越多，由此而来的压力就越大。这种压力一方面上是一种心理起动力，可以促使人们奋起努力，参与世界的“文明”进程；但在另外一方面，它可能破坏人们既存的心灵秩序，让人们被迫生活在一种不安与焦躁的社会氛围当中。这种“文明”的话语效果与“文明开化”的结果，体现在近代日本的起起落落当中。因此，柳田在《世相篇》中引导人们去面对并思考：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于埃利亚斯基于文献的文明史描绘，作为近代日本社会巨变的亲历者，柳田的问题意识有着更深一层的维度。
思考文明进程：作为方法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