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大捷以后，红一军团军指挥员向中央发电提出攻占黔西商贸名镇打鼓新场的建议。但毛泽东却根据最近破译敌军电报，推断敌军已准备向打鼓新场集结。由于不少领导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双方由此引发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还是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负气离开会场，会议随后表决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虽然出于一时激愤而辞职不干，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他在这天深夜提着马灯出发，决定再找周恩来争取一下。二人交流过后，又一起去找朱德进行详细讨论。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失败。这次会议同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后的半个多月内，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后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继而强渡乌江威逼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待蒋将滇军调来“救驾”之际又向西直插云南，趁敌回援造成金沙江防线空虚之时越江北上，最终将几十万追兵甩在南岸，从而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视为一生之中的得意之笔，但这一行动在当时并非得到全部人的理解与认同。四渡赤水的最大特点就是“走”，即在“走”中调动敌人、寻找战机，进而跳出包围圈，重新赢得战场的主动权。可“走”必然使部队疲惫不堪，也不可避免地绕了许多弯路。当时有一些红军官兵不理解甚至对此大发牢骚，认为毛泽东的指挥就是走“弓背路”，不会走捷径，导致部队疲劳至极、苦不堪言。有的指挥员情绪比较过激，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取消毛泽东的指挥权，闹出了一场会理会议风波。但毛泽东并没有因为个人所遭受的误解和压力就放弃事关全局的战略部署，更没有因敌人的重重包围而张皇失措，他始终紧抓“跳出包围圈”这个根本战略目的，通过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的“走”，最终冲出了敌人的重兵包围圈，既为历史留下了一段“四渡赤水出奇兵”的战地传奇，也让后人看到了那一代共产党员的政治定力与大局担当。
遏止分裂转折点：先行北上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历尽艰险的两军将士相见后分外高兴，纷纷互赠纪念品、召开联欢会、讲述征战经历，整体气氛十分融洽。然而，当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不过是一支仅有不足万余人且装备补给条件都十分差的疲惫之师，与自己手下率领的八万之众、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完全不能相比之后，其个人的政治野心一下子膨胀起来。他借口“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决定，反而执意展开南下计划，实际上就是想以此来要挟中央，向党伸手要权。党中央在拒绝张国焘无理要求的同时，也从维护大局的角度出发，对张国焘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同意让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但张仍感到不满足，继续在暗中从事分裂党的活动。9月8日，他电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服从，则将其扣留。9月9日，张国焘再次发电，要求右路军南下以“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党和红军随时可能坠入组织分裂、手足相残的黑暗深渊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