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经过紧急协商后，一致认为说服或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非但没有可能，再拖下去则极有可能会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中央因此决定，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中央军委纵队一部迅速离开驻地，先行北上。如此一来，既能够避免红军之间发生无必要的流血冲突，也使得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力量得以保存；而先行北上的成功实践和南下计划的受挫事实，使广大红军官兵，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官兵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图谋分裂党和红军的本质，为日后实现全军的集中统一指挥进一步扫清了障碍，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党指挥枪”这条人民军队的根本建军原则。正如毛泽东在1937年3月的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张国焘）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
南下失败的红四方面军最终还是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而张国焘则于抗战开始后叛逃至国民党方面，全国解放前夕又逃往海外，最终病死于加拿大。曾经的中共一大代表，最终却沦为流亡海外的叛徒，在历史大潮中浮沉一生的张国焘，最缺乏的正是那种心向信仰、不慕权势的政治定力。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央红军中那么多领导同志，没有一个被张国焘的枪杆子所吓倒，更没有人因此而与之密谋串通、卑躬屈膝，而是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坚决斗争。而红四方面军中的不少同志，也没有因张国焘是自己的上级而轻易动摇立场。中央红军先行北上之后，当有人请示徐向前“打不打”时，他就明确表态：“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体现的正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政治风浪袭来时的如磐定力与清醒头脑。
全民抗战转折点：西安事变
1936年10月22日，历经千难万险、跨过无数坎坷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会师，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最终胜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共内战已经彻底结束，相反，此时的陕北根据地可谓三面受敌，蒋介石正期待着将这里变成共产党和红军的全军覆没之地。而此时，距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已然过去了整整五个年头。在这五年期间，日本不但侵占了东北三省全境，还先后与中国军队在上海（“一·二八”事变）、热河（长城抗战）、察哈尔（多伦抗战）、内蒙古（绥远抗战）等地进行了多次作战，并在其侵占地区内成立了“满洲国”“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察哈尔盟公署”“蒙古军政府”等傀儡政权，以期达到在掩人耳目的同时逐步分裂、蚕食中国的险恶目的。而此时的蒋介石依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在对日问题上一再妥协退让，不仅使中国丢掉了战略价值极高的东北四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还让日本军队堂而皇之地进驻了淞沪重镇和华北腹地，把刺刀直接抵到了中国人的胸口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世人的目光一瞬间都投向了这座西北古都，猜测着中国时局的未来走向。
在听闻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从全民族抗战的大计出发，认为杀蒋只能使中国再度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而这样的中国更加无法抵挡日本的入侵，只能被敌各个击破。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与政治敏锐性，在这一刻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早在1935年12月17日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央就已经深刻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必须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者将日寇赶出中国。因此，周恩来飞赴西安，积极参与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中去，不仅成功化解了这一局面，还为日后国共合作抗战做好了铺垫。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那样：“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半年后，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虽然许多曾经的军长、师长都降级成了团长、营长，虽然大家要将心爱的红五星从帽子上摘下，但全体将士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在党中央人民战争路线的正确指导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战之中，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
清代郑板桥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不惧四风、坚劲不折的岩中竹，正是“定力”二字的最好诠释。而对于今天的共产党员来说，在任何时候都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坚守自己的党性修养，如此方能获得如岩中竹那般坚劲的政治定力，真正成为一名讲政治、有信念的合格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