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1860年之前，中国不需要西方的承认，它维持着一个唯我独尊的幻象，至少在1858年《天津条约》里“自不得提书‘夷’字”的条款之前，帝国仍然固执地对西方以蛮夷视之。而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中国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一种对等的国际关系正在逐渐建立起来。尽管是建立在西方枪炮威胁的基础上，但中国终于发现自己需要得到西方，更确切地说是得到世界的承认。 1863年—1864年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是一个长久以来被遗忘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为加入国际的游戏规则自觉做出的重大努力。这一切，都被包括在后来所说的“洋务运动”中。 但在中国的标准教科书中，洋务运动是一段失败的历史，它是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做出的无可奈何的反应。贝洛赫在《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里的数据指出，从1860年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份额跌至第二之后，到洋务运动进行到第19年的1880年，更跌至12.5%，排在美国之后，落到第三，之后则是一路下坡，直到1900年跌至令人脸红的6.2%。 这一切真的是这场洋务运动惹的祸吗？实际上，自工业革命在西方发生以来，就已经注定了这种结局：长期以来中国位居的所谓第一，其实是一种不对等比较的产物，相当于瓷器与枪炮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之间的优势，完全是数量上的，随着工业化进程在西方的突飞猛进和技术的不断革新，这种对比的差距自然会越来越小，直到前者被后者赶超。 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在国际的竞争中，倚为立身治国根本的四书五经不足以抵挡西方的坚船快炮，由这种对现实的忧愤而引燃的寻求富强之道的务实精神，才是洋务运动的真谛。 在洋务运动中，军事制造业上新技术的引进不会遭遇太多困难，因为这本来就由官方垄断，真正困难的是那些涉及民生的行业。尤其是纺织业，一台西方先进的纺织机器足以让数十位传统的纺织工人下岗。1881年广东南海捣毁裕厚昌丝厂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10月5日那天，数千人前往裕厚昌丝厂，捣毁了他们认为鬼声鬼叫害人身体的机器。但就在5年后，当地的妇女就将进入丝厂当成一种荣耀，“务求占得一位置为荣幸矣”。在山东，当地的纺纱工则将洋纱和土纱织在一起，从而发明出一种兼具土纱厚实和洋纱细密韧性的优质纱布。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在摧毁之前构建中国制造业第一神话的支柱产业，但也正在此时，大众开始了自己的“洋务运动”。 被中学历史课本宣判了洋务运动死刑的1895年，或许更应该认为是洋务运动的涅槃再生。甲午海战败于日本终于挫败了这个老大帝国的最后一丝自负，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的实践此后也被进一步深化，之后的变法和新政改革，都应当被视为是洋务运动播下的种子的发芽滋长。 至于那个100年后才被计量史家发现的“制造业全球第一”，那从来不是洋务运动要拯救的对象。 “第一神话” 制造中国 中国终于在150多年后又拿回了“全球制造业第一”的地位，根据一份美国经济咨询机构的研究报告，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出的占比达到19.8%，比美国高出0.4%，更有兴奋的专家宣称到2025年，中国将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31%。 就连美国人自己也离不开“中国制造”，如果没有“Made in China”，圣诞节都会黯然失色，家用电器的故障足以引起一场家庭危机，没了中国制造的玩具，也让孩子屡屡失望。但中国的一名小伙子却为了一台美国制造的iPad 决定卖掉自己的肾。 中国制造与美国制造的差别也正在于此，当美国以高新技术作为制造业的主力时，中国则得意于东莞小工厂里密集劳作生产的牛仔裤和运动鞋。如果说，19世纪中国制造业第一的神话，是由易碎的瓷器和易霉的丝绸堆垒起来的话，那么，今天中国所谓制造业第一，背负的是“世界工厂”的压力。中国又被扔到了十字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