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带了总理的信去见他，他正在害神经痛的病，躺在床上。他说：“这是革命党应得的病。”他看完总理的信以后，要我口头上带话给总理。我猜想总理的信里，一定是说中国是我创造起来的，你来中国，应该来见我，为什么到北京去找军阀？那时北京是曹锟的势力，越飞要我带话给总理，解释说：“苏联革命刚成功，形势很危险，不能不拉拢，革命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的，不是可以走直线的。”他说的话，初听也颇近情理。
1923年1月17日，越飞来到上海，两位职业革命家首次会晤，气氛非常融恰。他们都通晓英语，可以直接交谈，无需别人翻译。后来，他们又进行了多次会晤。孙中山希望苏联政府能够给中国革命以帮助，表示将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如果苏联能派出政治、军事顾问，那将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越飞对此表示赞同，并答应将会谈的情况，详细地报告给苏联党和政府，以期形成一个正式的文件。
孙中山和越飞的频繁接触，引起英租界特务怀疑和监视。于是，孙中山改派廖仲恺与越飞到日本会谈。廖仲恺的哥哥廖凤书是北洋政府驻日公使，公使馆可以提供安全的庇护。可是，后来还是被东京“特高课”察觉。于是，会谈的方式又重新改变，越飞以医治足疾，廖仲恺以给女儿治病为由，相继转移到热海温泉，他们在这里继续所讨论的话题。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在上海签字。《联合宣言》说：“中国最紧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的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包括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这个宣言的签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大转机，如毛泽东所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
孙中山称赞国民党一大宣言是破天荒举动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的党内合作，同时，又要保持政治、思想和组织的独立性。
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并非是两党的惟一共识。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就极力主张国共两党结成党外联盟，而国民党内更是谣言四起，怪论百出，甚至担心国民党会被“赤化”。雄心勃勃的马林也被搅得一头雾水，晕头转向。好在不久，他便接到指示，回莫斯科复命去了。
孙中山期待着苏联的积极反应。9月底，孙中山收到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的来信，介绍鲍罗廷来广州，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0月6日，鲍罗廷来到广州，下车伊始，便拜访孙中山，他们自此经常彻夜交谈。此时，国民党因改组而引起层层波澜，孙中山也自感压力很大，便将许多苦恼的问题，一一求教于鲍罗廷。鲍罗廷根据孙中山所提出的问题，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如修改党纲，制订党章，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上海首先建立党的核心等。
鲍罗廷的建议很受欣赏，孙中山立刻采纳和实施。10月19日，他选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筹划改组问题。接着，又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具体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此时，他尽管为指挥击退陈炯明袭扰广州的军务所缠身，还是努力挤出时间，赶回广州主持会议，实在脱不了身，便委托廖仲恺主持。自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起，每周都要召开两次会议，约略算来，已有28次之多，议决要案400多件，为国民党“一大”的顺利召开，为国民党改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