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军校发展很快，除黄埔外，还设有潮州、南宁、长沙、武汉等分校。黄埔第一期有学生500多人，第一期到第四期的毕业生，已有4981人，到1927年7月，黄埔学生有2万多人。
孙中山指出商团叛迹显露 万难再事姑息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引起帝国主义和国内发动派的恐慌，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者的仇恨。他们处心积虑地想使广州成为其控制中国南方的殖民策源地，所以，他们便急不可耐地要颠覆广州革命政府，一面以军械支援陈炯明对广州革命政府的窜扰，一面怂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以武力抗争广州革命政权。他们极富煽动性地对陈廉伯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陈廉伯也真的不知天高地厚，恬不知耻地做着“中国的华盛顿”的迷梦，利用其在商界的影响，积极培植广州乃至整个广东商团的武装实力，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相抗衡。
1924年8月10日，陈廉伯通过非法手段购得德制76.3口径枪万支，手提机关枪42挺，大炮2门。这些武器运抵广州时，孙中山便早已获悉，一面致函广州商团，知照他们：“陈廉伯确有谋为不轨之事，闻其中策划者有外国人，定期8月14日推翻政府，取而代之”。同时，下令将船只、枪械统统扣留。可是，商团非但不幡然醒悟，反而召集2000多人，来到大元帅府广场请愿，要求发还扣留枪支，并且扬言，集结人群“三天不散”。陈廉伯的弟弟陈廉仲还疏通各国驻广州领事馆，企图通过外国人给孙中山施加压力。他们甚至叫嚣，如果不答应商团的要求，全广州将实行罢市。
孙中山来到广场，与请愿的商团见面，将陈廉伯勾结帝国主义者的真相，详细地向他们说明清楚，劝告他们不要阻碍国民革命。在听了孙中山的讲话后，许多商人恍然大悟，纷纷说：“上了别人的当了！”开始离散而去。可是，到了15日，广东各县的商团又派代表来大元帅府请愿，仍然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孙中山答复说：“陈廉伯私运军火，企图推翻政府。其中一部分由商人集资购买者，当令省长查明发还。”20日，孙中山下令通缉陈廉伯。商团总部迁往佛山，陈廉伯则躲在沙面，由佛山商团恶霸地主陈恭受主持活动。广州市和附近城镇开始全面罢市。
孙中山立即下令停止罢市，宣布广州全市戒严。同时，又下令调兵戒备，随时准备平息商团的叛乱。这场叛乱的由来及恶果，英帝国主义者难辞其咎，孙中山愤然向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提出抗议。在孙中山的严正抗议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之下，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由公开干涉改为暗中支持，商团的反叛活动也由明目张胆变为隐蔽狡诈。
这时，孙中山决定北伐，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发表，指出，北伐锋芒所向，不仅是曹锟、吴佩孚，而是要反对一切军阀和支持军阀的帝国主义。孙中山将大本营设在韶关，并在这里召开誓师大会。北伐军兵分两路向湖南、江西进发。北伐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以摆脱半殖民地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自由而又独立的国家。
孙中山就要离开广州了，商团又以为有机可乘。他们蠢蠢欲动，紧锣密鼓地策划第二次武装进城请愿。为服从北伐的大局，尽快地筹措北伐经费，孙中山答应有条件地发还扣押的枪械。10月9日，孙中山给蒋介石下令，让将入库的商团枪械，交由广州市市长李福林，由李福林负责同商团谈判。商团在得到这些枪械后，非但不按照协议募捐北伐经费，反而恶狠狠地向广州革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负隅顽抗，与广州革命政府分庭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