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在晚年，已经居中堂之高，还忘不了给年轻人提读书建议，所列的书目当中包括中外之学。王安石在《赠外送》一诗中，还劝导后辈多读书，“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读“五车书”在王安石看来，是一个人成长所必须的。
关于读书的目的，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十八日给弟弟们的书信中提到，“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自卫其身。”这番话讲读书的目的分为两个，一是大目标:“进德”，以求达到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以不让自己感到惭愧；二是小目标：“修业”，修好专业，他们那时候的专业是诗词歌赋文章，就今天而言，涵括文理等各种专业，学好了这些，就可以谋生，为的是生存。前者是为了发展，后者是为了谋生，两者不误。
从曾国藩的读书计划看得出来，应试教育读书也是古人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但不是读书的最后阶段，人还要发展，在品德思想上和技术上还得进展，那就得继续学习。
至于走入社会后的继续学习，除了熟悉社会，学习实践知识，对于书本知识的重温和继续深造，也是必不可少的，不是说为了实践，书本就丢下不管。对于文本的阅读，至少要进行到五十岁，其实很多大贤在五十岁之后仍然勤学不辍，甚至一些名臣辞官退隐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读书。（文/刘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