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原以为长征途中那场大病夺去了曾凯旋的生命，心里总结着个疙瘩，每当想起，既惋惜、心痛，又惆怅、思念。如今突然接到曾的来信，喜出望外，立即亲笔写了回信，要他来北京一叙“父子”之情。
曾凯旋曾当过红军的消息，这时也在吉安当地传开了。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当过红军的历史，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成了所谓的“历史问题”。
这让曾凯旋有了疑虑：若去见董必武会不会给他添麻烦？自己现在的身份合适去吗？正在犹豫时又病倒了，始终没有成行。而在后来的历次“运动”和“文革”的险恶环境中，曾凯旋更是小心翼翼，生怕给董必武惹来什么麻烦。和他同样遭遇的其实还有一批人，都是在长征途中因为种种原因脱离红军回到家乡的。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革命功绩终于得到了承认，他们中少数比较长寿的人，才享受到了每月几百块钱的待遇。但他并未等到这一天。
尽管未谋面，但董必武一直惦记他。到了国家经济困难那几年，每年春节前夕都要给他寄去五六百元钱过年。平时只要他在信中提到病尚未好便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二三百元寄给他治病。1962年，董必武上井冈山路过吉安，打电话到曾凯旋的家乡官田公社约他到吉安市会晤，曾凯旋又说：病重卧床，无法相见。董必武不肯死心：你不来，干脆我去。下山后驱车去探望，谁料离官田几十里就不能通车了。他想徒步走到那里去，随行人员急忙劝阻他，几十里的山路他76岁的高龄怎么能走着去？如果当时董必武向当地政府要个吉普车，也许就能去，但董一生都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怎么能为自己的私事去麻烦地方政府呢？他只得怏怏离去。
1975年春，董必武一病不起，更加思念亲人。周恩来去看望他，董必武喘息着说：“这次我可能要离开你们了！但有一个人，我想在生前见他一面。”周恩来问：“谁啊？”董说：“曾、凯、旋！”提起曾凯旋，周恩来自然知道他在长征中与董必武的“父子”关系，便安慰说：“一定想办法尽快通知曾凯旋来京。”周恩来当即用自己的名义，给曾发了加急电报。3月27日这天，曾凯旋重病在床。官田公社党委书记匆匆赶到阳陂头他家说：“董必武代主席病危，周总理邀你去北京一见。”曾凯旋一听，挣扎着坐起来，披了件衣服，踉踉跄跄就要去北京，可是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刚一迈步便跌倒在地昏了过去。当家人把他抬在病床上，他喃喃诉说：“爸爸，你为孩儿操了许多心，我没有报答你的恩情……”4月1日下午，董必武自感行将离世，便留下遗嘱：“我死后，必须电告曾凯旋，他是我的儿子！”翌日，与世长辞。4月4日上午，曾凯旋收到国务院办公厅电话讣告，他痛不欲生地哭喊着：“爸爸……”便昏厥过去。不久，他也与世长辞了。曾凯旋走了，许是去追赶父亲董必武，告知人生旅途的艰辛，叙说父子之情……在九泉之下，他们终于见面了。
虽然长征后他们再未谋面，令人遗憾，但从这样的遗憾中我们又可以引出严肃的思考：一个有着丰功伟绩的国家领导人，一个共和国的代主席，是在多么谨慎小心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是在内心深处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一个国家代主席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之间，写就了一段多么纯洁而又深厚的感情，可歌可赞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