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哲濬归国后，当时国民政府让他去做司法院大法官，连去广州、台湾的机票都给他准备好了，可他断然拒绝。反而接受私立大夏大学和东吴大学法律系的聘请，教授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审判课程。不过当时法律系已经渐渐不吃香了，他所在的学校也没给他排课，忙碌了一辈子的人突然闲下来，他觉得不安。那时尼赫鲁访华，他便邀上几位好友翻译了《印度的发现》。“他的后半生似乎也跟法律无缘，1960年去上海财经大学当了英语教研室主任直至退休。”向隆万虽对父亲后半辈子的境遇遗憾，但他庆幸跟父亲的交集也在这段平静的岁月里，他西安交大数学系毕业留校，想学英语，父亲给他寄了一套影印的英国人编写的基础英语，“我翻译成中文，父亲用红笔批改，这么往复，我英语进步飞快，后来还能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晚年的向哲濬因为手术后遗症失聪，但他仍然没让自己闲着，他买了很多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免费发给学生、邻居甚至是邮递员。他夫人周芳的回忆录里提到，他邻居唐启坤读完初一，停课在家，他得知此事，主动教她英语。没有教材，他每周拿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和《北京周报》教。这女孩后来到农村插队，他还鼓励人家别放弃，买了书籍和练习本送给她，甚至在病床上给她批改作文，后来这女孩也去了美国留学，做了英语教师。“我父亲是1987年病逝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留下东京审判的文字。”
倪征燠“归队”79岁任国际法官
倪乃先觉得父亲是幸运的，因为他有计划。
倪征燠回国后就入东吴大学教法学，碰上上海17所大学合并，他担任联合办事处副主任，跟“法”越来越远。当他被调入同济大学当图书馆主任时，连校长都调侃他，说他是学校里唯一的法学教授。但他很快通过上俄语广播学校、请朋友和白俄老师到家中教学开始学习俄语，花了两年时间通过考试。别人觉得没他用武之地时，他能教大一俄语。
“1956年4月20日，那天是父亲的转折，外交部有案子涉及日本的国际司法问题，外交调解委员会需要增援想到了他。”那天，倪征燠在食堂吃饭，人事部找到他说调令下来了，让他去北京外交部，“他回家后说要马上动身，还让我们猜去哪个单位，我和我母亲都猜是司法部，结果他狡黠一笑说是外交部。”这次，他算“归队”。
“1969年，大批干部下放，我父亲是当时外交部唯一留在部里工作的老专家。他觉得自己也会下放，还跟我们讨论我母亲跟他去还是留北京。到了9月，外交部长乔冠华跟他说，过了国庆苏联人要来谈珍宝岛的边界问题，要他做准备。”这时候，他没事就去中科院地理所，查中国领海中的岛礁资料。到最后，老同志都说他就是“字典”。那时周恩来要求查看1918年美国对德国的封锁令，必须在第二天上班时报给他。外交部图书馆留守小组一直找到深夜，也没有找到。这时候，有人想起他，他说可以查查《美国国际法杂志》，结果还真在里面。1972年2月，倪乃先还在休产假，他突然拿了护照的照片收据给她看，“他是留用人员，他拿护照我觉得不可思议，可他真的去纽约参加了国际海洋法会议。”这些消息对倪乃先来说还不算太劲爆，当1984年11月，第39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倪征燠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任命时，她才诧异，“那时，他79岁了。”
倪征燠在海牙一待就是9年，他起草过尼加拉瓜控诉美国侵占边境的判决书，参与了利比亚在英国上空炸美国飞机等案件。在海牙，他跟荷兰不同阶层的华人关系都很好，碰到大使馆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从中当“和事佬”。“他也有好些毛病让我恼火，那时春节期间在海牙，华人喜欢舞狮，请他点睛，他也高兴，可点完之后人家塞一红包放他兜里，他一开始没发现，回来后大声说‘我是法官怎能收人钱呢’，硬是让我给退回去了。”
“我父亲从海牙国际法院退休的时候，已经88岁了。此前，他还当选了欧洲国际法研究院院士。这是终身制的，一共108人，必须去世或辞职才能递补。所以，他算这仨人中一生没离开‘法’的人了。”
潇湘晨报记者伍婷婷 实习生姜雨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