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戴望舒于1950年2月28日猝然辞世，生前文稿由诸多好友分头整理。有关古典文学研究的部分经吴晓铃编辑，在八年之后由作家出版社以《小说戏曲论集》的名义出版。吴氏在《编后小记》中说：“在这里所结集的三十一篇长短不一的文章里，读者已经不难看出他在这方面的成绩和贡献。其中特别是《读〈李娃传〉》《跋〈雨窗欹枕集〉》《袁刊〈水浒传〉之真伪》和《张山人小考》等篇，都曾经得到不在少数的专业者的称赞。”作为小说戏曲方面的专家，他的这番评论洵非虚语。
除了上述几篇论文外，书中还有不少内容同样值得关注。例如在《西班牙爱斯高丽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一文中，戴望舒就谈到其中“尚有明嘉靖刊本《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亦系天壤间孤本，所选传奇杂剧时曲甚富。时曲无论，传奇杂剧，亦颇多今已失传者，虽系选本，且仅录曲文而无宾白，然亦弥觉可珍”。《风月锦囊》在后世流传极稀，近现代学界罕有寓目者。王国维的《曲录》（《王国维遗书》本）仅据前代书目将其列入“元明无名氏撰”的“杂剧传奇总集”之中，对具体内容则阙而不论。而孙楷第居然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著录此书，甚至推测“当为嘉、隆以前元明旧话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重订本），实则相当草率。戴望舒是最早介绍《风月锦囊》概况的中国学者，足见视野之开阔，也为后人研讨提供了重要线索。
戴望舒对作家的遣词造语尤感兴趣，有一篇《释“纥逻”、“掉罨子”、“脱稍儿”》颇能显示他在语词考释方面的功力。文章前半部分议及白居易《阴山道》诗中“纥逻敦肥水泉好”一句，“世多不解‘纥逻敦肥’之意，有注白诗者，以为系回鹘地名，然未言究在何处，盖出之想象，未有根据也”。戴氏不以为然地指出：“此四字中，除‘肥’字为中国文字外，余皆为突厥文普通名词之音译，‘纥逻’系Khara之对译，意为‘青色’，亦通作‘黑色’解，‘敦’系Tuna之对译，意为‘草’或‘草原’，均见W.Adlofe所著《突厥方言辞典》。故‘纥逻敦肥水泉好’者，即‘青草肥，水泉好’之意，下文‘草尽泉枯马病羸’句，可以为证。”文章大概是根据手稿整理的，故将俄籍德裔突厥语专家Radloff误为“Adlofe”，这点姑置不论。且说“纥逻敦”一语，历来均无确解，只有陈寅恪在《白香山新乐府笺证》中提到：“纥逻敦一词不易解，疑‘纥逻’为Kara之译音，即玄黑或青色之义。（见Radloff突厥方言字典贰册壹叁贰页。）‘敦’为Tunā之对音简译，即草地之意。（见同书叁册壹肆肆拾页。）岂‘纥逻敦’者，青草之义邪？若取‘草尽泉枯马病羸’句之以草水并举者，与此句相较，似可证成此说也。”（载1948年《清华学报》第十四卷第二期，修订后收入《元白诗笺证稿》）两人几乎在同时有着同样的判断，参考的工具书竟然也是同一本，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可惜今人所撰白诗注本均径引陈氏之说，并未留意到戴氏的意见。
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又提到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译注的元杂剧《金钱记》，“于第三折《满庭芳》曲中‘掉罨子’、‘脱稍儿’二辞未得确解”。戏曲中的方言俚语确实颇难索解，近代以来虽有学者注意考察，仍难免疏漏讹误。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商务印书馆1948年）把“掉罨子”释为“沉迷”，将“脱稍儿”解作“分飞”，就不免望文生义。戴望舒则推测说：“忆吾杭俗语，指吃亏受愚之人为‘眼子’（‘眼’字仅记其音，盖俗语字无定形也），或与‘罨子’不无关系，果如是者，则‘掉罨子’一辞，亦犹弄乔妆么之谓。至‘脱稍儿’一辞，则较易解。‘脱’意为‘失落’，‘稍儿’意为‘收稍结果’；盖即‘没收稍’、‘无下场’、‘无好结果’之意。”此后还有学者就此继续研讨，对“掉罨子”尤感兴趣。如杨联陞的书评《吉川幸次郎等：〈元曲选释〉》认为“现代语谓‘暗中换他人财物’（有时竟是换人），还说‘掉包儿’，掉一作调”（载1956年台湾《清华学报》新一卷第一期）；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商务印书馆1956年）释其意为“掉包，弄手段，玩花样。调一作掉，音近义同”；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则解为“偷偷摸摸的行径”，“即‘掉包’，是小窃偷盗方法的一种”；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也释作“弄手段，耍花招”。各家所释看似不尽相同，其实彼此贯通。盖“弄乔妆么”即乔装改扮，亦即“弄手段，玩花样”、“耍花招”，而目的正为了“偷偷摸摸”地“掉包”，由此可见戴氏对词义的体会颇为确切。
类似的例子在这本薄薄的论文集中还有不少，但在研读之际也难免令人心生疑惑。诚如《编后小记》中所言，戴氏生平“主要的工作应该说是诗的创作和翻译法兰西和西班牙的文学作品，并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为什么突然转入新的领域？其中缘故想必相当复杂，除了个人兴趣使然，时代风气的骤变恐怕也不容忽视。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悼望舒》，强调：“像许多纯良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望舒在近年有了很大的进步。他暂时停止了他的文学活动，不过是这个进步的一方面表现。他决心改变他过去的生活和创作的方向，并且热情地学习新的事物，参加新的工作。”对其早年创作生涯显然持否定的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戴望舒诗选》，卷首有艾青所撰《望舒的诗》，一开口就批评亡友：“他像一个没落的世家子弟，对人生采取消极的、悲观的态度。……处处都是颓废的、伤感的声音，对时代的洪流是回避的。这样的作品，对当时的青年，只会产生不好的作用。”尽管也承认“他的诗，具有很高的语言的魅力”，但最终一锤定音：“所可惜的是他始终没有越出个人的小天地一步，因之，他的诗的社会意义就有了一定的局限性。”戴望舒虽无法预知这些“盖棺之论”，但“山雨欲来风满楼”，天性敏感的他应该不难察觉潜在的压力，暂时埋首故纸堆中，不失为一种解脱。
当周遭的世界充满着昂扬澎湃的激情时，总会有些格格不入的人为之黯然神伤，甚至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汪曾祺曾经感慨沈从文晚年放弃创作而转投学术：“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沈从文转业之谜》）有着类似转业经历的现代作家其实不在少数，戴望舒虽然并未彻底舍弃文学创作，但也可列入候补名单之中。只可叹他还没来得及像沈从文那样在新领域里充分施展才华便英年早逝，不过转念一想，倒也就此逃脱了紧随其后的重重劫难。这究竟是不幸还是幸运，实在殊难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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