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我辩护中并没有回避当局对他的指控中的敏感问题，他直言不讳地问说：“很明显，我谈论政治、西方、书报检查制度等等，但我们的时代谁没有谈论这些问题、思考这些问题呢？如果我没有权利表达我的见解，或者赞同本身很权威的这类见解，我为什么要上学，知识又为什么要唤醒我的好奇心？”弗兰克说“这种发自肺腑的呐喊是俄国知识分子遭受压迫的真实状况的鲜明写照”（51页）。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以讨论的方式阐释他的独特观点，目的固然是为了洗脱或减轻自己的罪名，但是弗兰克认为其中“已然呈现出某种思想形态，其连贯性使我们能够将其视为他真正的信仰”（同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承认欧洲处于危机之中，认为“西方革命”是“当代危机在世界那个部分的历史必然”。但是另一方面否认在俄罗斯发生革命的必然性，否认自己有反对专制制度的意图：“可是，如果我说到法国的革命，如果我允许自己思考当代事件，能进而说我是一个自由思想家，我有共和观念，我是专制制度的反对者，我有意颠覆它吗？……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俄国需要共和政府更荒谬的主张了。”对此，弗兰克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其意义恐怕不仅仅是对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毫无疑问是“专制制度的反对者”，否则他不会愿意加入到针对专制制度的密谋活动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政治民主或共和观念的热情支持者。从理论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不反对专制统治；如果他愿意反对专制，那只是源于对农奴制的仇恨，他非常渴望一个改革派的沙皇能通过废除农奴制来再次拯救国家。他把改革与必须建立沙皇的权威捆绑在一起，否则就会导致革命（53页）。但是，官方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严重的指控是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上朗读了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书信。果戈理的信主动为俄国一切现存的社会政治结构包括农奴制辩护，认为它们是上帝的赐予，是神圣的；而别林斯基在信中不但驳斥、谴责了果戈理，也对整个朝廷、政府和教会制度予以猛烈抨击。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在小组中朗读它，而且更糟的是他还借给了斯佩什涅夫小组的人，他们在正想用手摇印刷机出版别林斯基的这封《致果戈理的信》时被逮了个现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言行不正是货真价实的积极传播罪吗？他在辩护中竟然说自己是以完全中立的态度朗读彼此的通信，不能说明他赞成或反对哪一方。他也知道这样说是没有说服力的，于是他编造了跟别林斯基私人交往的情形，试图说明他对那封信感兴趣的原因。但是结果适得其反，这反而成为他参与非法活动的事实推定（58页）。另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改革观念中，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异常强烈，弗兰克说他是以作家而不是革命家的身份来表达抗议，因而他可以无所顾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的作品中没有什么自由主义思想，只是可能在故事的结尾有一个悲惨的结局——如果连这也不行，那么作家将“不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时代化为泡影，为了苟且偷生，他还被迫用最光鲜的色彩去描画生活，尽管自己陷身最阴暗的绝望”（55页）。然而，弗兰克告诉我们，正是在1848至1849年冬，尼古拉一世下令收紧舆论和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抗议的就是沙皇个人权威所颁布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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