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6年的10月，从美国分州计票的选举团制度和基层催票力度的角度来说，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其实已经基本胜算在握，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则似乎已经无力回天。不过，从共和党候选人竞选之初，特朗普的选举的意义就不在于最终的胜负，而在于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内部困境的楬櫫，我称之为“特朗普恶症”。这种恶性病症，其实自美国独立之始，就或多或少在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下或隐或现，最后在2015年，它以一个讽刺漫画角色般的形式——亿万富翁唐纳德·特朗普——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历史学家Richard Hofstadter写于1964年的政论《美国政治中的偏执妄想风格》中的论述，如今仍然回响在特朗普的竞选中。事实上，美国的诞生就与政治偏执有关。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的《茶叶法案》实际上通过减税而降低了殖民地的茶叶价格，而不是增税，但是此举却引发了革命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其后， 反共济会主义、反天主教主义、反犹主义、反新政主义、麦卡锡主义等等此起彼伏，一次一次地展示了偏执妄想乃至阴谋论在美国政治话语中的巨大吸引力。
特朗普依靠茶党运动跃至美国政治的舞台，依靠的恰恰就是偏执妄想。特朗普曾经是“奥巴马国籍阴谋论” 的最高调的支持者，通过不断地质疑奥巴马的美国人身份，他成为茶党眼中的单枪匹马反抗媒体以及伊斯兰教阴谋的英雄。事实上，茶党本身就是一个阴谋论集散地，从穆斯林兄弟会渗入美国的谣言到医疗改革背后的共产主义，从班加西真相调查到气候变暖阴谋论，茶党一直就依靠着右翼媒体对阴谋论的连篇累牍的讨论来延续人气。而在这次总统竞选中，特朗普则将自己捕风捉影、制造阴谋论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他宣称自己曾目睹众多美国穆斯林庆祝“9·11”事件，号称墨西哥政府有计划地把犯罪分子移民至美国，质疑美国经济数据是伪造的等等，一次一次地抓住了媒体以及他的支持者的眼球。
但是阴谋论的盛行，不能仅仅归结为个别政治人物的手腕高超。只要一个民主社会仍然允许言论自由，信息和反信息（misinformation）都会各自有其市场，阴谋论就不会彻底消匿。但是，如果反信息盖过了信息，民主体制就有可能会暂时陷入危机。因为民主的说服过程本身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渲染阴谋论的政客可以在这个说服过程完成之前获得短期的政治回报。比如，在2004年，还有近半的美国人相信伊拉克曾经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与此类似，在2012年的一个民调中，最高时有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共和党人相信奥巴马的出生地可能不在美国（见“Do Facts Matter? 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30.4）。当然，大多数美国人最终都放弃了这两种反信息，但是在此过程完成之前，小布什依靠伊战的反信息赢得了2004年的选举，而特朗普则依靠造谣奥巴马的出生地而从一个房产大亨一跃变成了政论明星。
美国民主的优势之一正在于，由于有言论自由，信息总是能够在整个社会层面战胜反信息。阴谋论虽然可以兴盛一时，却最终将退入历史的注脚之中。对政客来说，散布反信息或者阴谋论，虽然可以得到暂时的支持率上升，却可能要承担终极的政治后果。比如，有关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谣言，就导致了与伊战紧密相关的政客通通被彻底逐出了美国政坛（如切尼、莱斯、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等人）。他们无法再寻求公职，其他共和党人和主流媒体也纷纷避之若浼。可以想见，特朗普会和另一个以造谣取胜的前副总统竞选人莎拉·佩林一样，最终淡出美国政坛。但是这样一个周期，不免有时会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在当下的美国，这个代价就是美国政治话语开始陷入族裔政治的漩涡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