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六篇论文中，专业性不强、普通读者也能读懂的是最后两篇。其中以哈佛大学古典系琼斯教授（Christopher Jones）的文章最为有力。琼斯借鉴了几个近代被揭穿的作伪骗局，揭示出与眼前这桩案子的相似之处。他举了十九世纪一个著名案例，当时的作伪高手希摩尼德（Constantinos Simonides）用别人托付给他的古代纸草，来伪造新文本。他有时洗刷掉原来的文字，有时利用纸草背面无字的部分，而将正面文字涂至不可辨识。希摩尼德为了得到大张的空白纸草，还会将不同时代的纸草粘合在一起。所以在纸张方面做手脚早就有先例。琼斯教授又举一例，说明作伪者的才智和学术水平不可低估。1954年，一位剑桥学者公布了一件写有希腊文的陶片，他认为这是公元前411年阴谋推翻雅典民主政体的密谋者所传递的情报。他断然排除了这块陶片有伪造的可能，因为能刻写出古希腊文，再高明的作伪者也绝难胜任。但短短几个月之后，法国的铭文学家就证实，陶片上的文字乃是抄自业已整理出版的铭文集。可见，通古希腊文的骗子也颇有其人。
琼斯由于熟悉近代文物造假的案例，所以看出这件残叶集中了作伪的几个典型特征：文物来历不明；与当代的争论和热点问题高度契合；字体不够专业；文字内容来自已经公布的出土文献。其中，他尤其注意文物的来历：“最难伪造的，恐怕就是文物的来历（provenance）。作伪者可以改动文件或者实物，但无法改变既往的历史。因此，作伪者经常在文物的来源方面露出马脚：比如如何建立能完好回溯到来源的证据链（地点、拥有者、文件记录）。”（374页）就是说，你可以制作赝品，但你无法严丝合缝地捏造出发现或者购买的完整过程；你可以伪造古代历史，却很难伪造当代历史。
另外，造伪者将假文物的讯息向谁透露、何时透露，都是精心选择的。某一时代特殊的学术潮流，会让造伪者挑选最适当的靶子人选，这是文物造假能得手的一个法宝。琼斯的猜测是：“其他人已经提出，作伪者意在利用当前针对教会事务中女性地位的争论，有人甚至怀疑女性主义学者，特别是凯伦·金，是否被作伪者挑中成为靶子。作伪的目的，或者是找到感兴趣的个人或机构以便出售其藏品，或者更加恶毒，想把他设计的骗局变成一枚炸弹，一旦被揭穿，就会彻底毁掉某一派学术研究（也许是机构）的名声。”（377页）后面发生的事证明，金教授果然中计，成为这场陷阱的牺牲品。
在这场风波中，金教授和哈佛神学院与媒体紧密配合，有意无意制造了轰动效应，这在琼斯教授眼中，是极端违背学术原则的。身为哈佛教授，琼斯最后严厉批评了本校的神学院，说了一句重话：“在对纸草进行严格的科学检测之前，就同意与商业媒体公司合作，这在伦理和策略两方面都是错误的。”（378页）
另一位美国学者罗宾逊（Gesine Schenke Robinson）对这件残叶的出处以及卖家提供的证明文件更进一步提出了详细的质疑。她敏锐地注意到，曾证明残叶内容的两位学者均已去世。卖家提供了两封证明信，但只是复印件的扫描件。其中一封是手写的短札，出自柏林自由大学一位埃及学家之手，证明曾看到残叶，其中耶稣提到他的“妻子”。另一封则是另一位埃及学家用打字机打出的短信。罗宾逊认为这些支撑文件存在种种疑点，不可信据。她建议去检查信件的原件，特别是信纸是否有官方抬头，以确定是否被人做了手脚（393页）。
记者萨巴尔想必仔细读过这些论文，因为他的报道中就曾引用琼斯的文章。他采用的调查策略，也正是琼斯和罗宾逊给出的建议——从藏家的身份和残叶的来历入手。他以记者的干练加上侦探的敏锐，对文物买卖和转手的文契展开调查，终于找出了躲在幕后的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