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颜氏家训〉》中，周作人也委婉地提到：“至于章断注连字义如何解释，则尚未能确说耳。”对自己的判断是否准确，其实并无十足把握。时隔半个多世纪，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就并不认同周说。在仔细搜寻相关书证后，他认为“章”乃指道教徒举行法事时上达章奏，“注”则指疾病，因而“章断注连者，谓上章以求断绝亡人之殃注复连也”。为了彻底批驳周氏，他着重探究“注连”的确切含义，首先发现《幽明录》中有“更相注连，凶祸不已”的记载，“与颜氏所说正同，持以较日本之所谓注连，其事各别”；随后引录《抱朴子》“后子孙转相注易”以及《释名》“注病，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等内容，指出“注易即注连”，而“注病即今之传染病”。王氏另撰有《肘后方的贡献》（载《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提到葛洪《肘后方》中有“治尸注鬼注方”，得病者“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进一步证实“章断注连”是指“向天曹呈上章奏，请求送走家宅瘟神，断绝注连祸殃耳”。周作人的大胆猜测，至此才终被判定并不足取。
周作人在《〈颜氏家训〉》中还特别指出，由于作者屡经丧乱，故“积其一身数十年患难之经验，成此二十篇书以为子孙后车，其要旨不外慎言检迹，正是当然。易言之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之意也。但是这也何足为病呢，别人的书所说无非也只是怎样苟全性命于治世而已，近来有识者高唱学问易主赶快投降，似乎也是这一路的意思罢”。对个别词句的误解毕竟无伤大雅，而且经过后来者的不懈努力，终究能够寻得正解；而这番对全书旨趣的解读虽属正解，但在特定时局下过分强调渲染，却不免误人惑世，某种程度上又未尝不可谓之误解。此时距他落水附逆还有数年，但其最终接受伪职似乎也能从此捕捉到些许蛛丝马迹。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周作人写过一篇《文坛之外》（收入《立春以前》），感慨道：“我的理想是颜之推的《家训》，但是这怎能企及，明知是妄念，也是取法乎上的意思，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已。”尽管时异势殊，对颜氏的遭际却感同身受而欲加以仿效，此前标举的“苟全性命于乱世”更不啻为替自己所作的辩解。
与周作人的推崇倾慕截然相反，鲁迅对《颜氏家训》并无好感。他在1933年10月所写的《扑空》（收入《准风月谈》）中对“颜氏的渡世法”多有讥评，认为“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这颜氏式道德者多，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这显然是借题发挥，反对将颜氏迫不得已的无奈抉择转化为心安理得的生存技巧。文章直接针对的虽然是正向年轻人推荐《颜氏家训》的施蛰存，但也着重声明：“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对乃弟的志趣喜好，鲁迅无疑知之甚深，所谓“时代思潮的一部”是否包括业已和自己形同陌路的周作人在内呢？其中颇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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