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孔德学校任教期间，周作人就“曾经给学生讲过一部《孟子》，《颜氏家训》，和几卷《东坡尺牍》”（《隅卿纪念》，收入《苦茶随笔》）；其后在北大开设“六朝散文”课程，仍然将历来被视作修身持家读物的《颜氏家训》列为讲授内容。个中缘由正如他后来在演讲中所说的那样：“《颜氏家训》本不是文学书，其中的文章却写得很好，尤其是颜之推的思想，其明达不但为两汉人所不及，即使他生在现代，也不算落伍的人物。对各方面他都具有很真切的了解，没一点固执之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在揄扬备至中呈现出颇为独特的阅读趣味。
既然有着格外的偏嗜，研读当然也应更加精彩，可惜当年课堂上的讲义并未留存。幸好周作人在1934年4月写过一篇《〈颜氏家训〉》（收入《夜读抄》），摘引原书不少片段并加以评析，倒是可以藉此略窥究竟。比如书中《风操》篇有一段言及六朝丧葬习俗：“偏傍之书，死有归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注连。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周作人就格外称赏，认为由此“可以见颜君的识见，宽严得中，而文词温润与情调相副，极不易得”。只是“章断注连”一句颇为费解，即便是受他推重的清人卢文弨校注本，对此也未置一词。周作人参考《倭名类聚抄》、《和汉三才图会》等详加考索，认为“注连”一词，“日本古书写作端出之绳”，而“章断”当与之意近；“此种草绳，古时或以圈围地域，遮止侵入，今在宗教仪式上尚保存其意义，悬于神社以防亵渎，新年施诸人家入口，则以辟邪鬼也。《家训》意谓送鬼出门，悬绳于外，阻其复返，大旨已可明白”。其实在数年前，他就有过类似的推测。《语丝》杂志于1926年连载过他翻译的《古事记神代卷》，在第二十九节叙述“布刀玉命急忙将注连挂在后面”时，有译注云：“注连系采用《颜氏家训》语，亦作标绳。……用作禁止出入的标志，当挂在神社入口，今正月人家门口亦犹用之，盖以辟不祥也。”（载《语丝》第七十八期）就联系《风操》篇加以介绍。《〈颜氏家训〉》中的结论与此一脉相承，而阐述得更为周详。周氏晚年校订《古事记》译文，对译注也予以增删，可依然言及“注连系用《颜氏家训》原语，《日本书纪》写作‘端出之绳’”云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可见自始至终均持此观点。
尽管周作人只是通过散文和译著来略述己见，但因能发前人未发之覆，还是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刘盼遂在《颜氏家训校笺补证》（载1931年《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中就迻录《古事记神代卷》的译注，并加按语说：“以稻草之标绳为‘注连’，当有所出，姑志以俟知者。”因不明详情而深表遗憾。杨联陞的《〈老君音诵诫经〉校释》（载195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在笺注“幽谪不解，复注子孙”数句时，也顺带提到：“《颜氏家训·风操》‘祓送家鬼，章断注连’，注连之注即此复注子孙之注。又日本有注连绳，祠祀时用为隔绝之标识。”虽然没有明言，恐怕也参酌过周氏的意见。因为就在撰作此文期间，他曾提到“近看周遐寿《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两书”（1956年5月2日《致胡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又说“我近来收集周作人一生的书，已近八、九册”（同上，1956年5月11日《致胡适》），对其著述绝不会陌生。周法高则在《颜氏家训汇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年）中引录刘、杨两家之说而别无异词，等于间接接受了周氏的结论。周作人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但在民俗、风物等领域涉猎广博，对日本文化尤为深造有得；且就研究方法而言，实即“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颇能顺应晚近学术研究的新潮流。刘、杨、周三位采信其说，正是顺理成章之事。
不过在《〈颜氏家训〉》中，周作人也委婉地提到：“至于章断注连字义如何解释，则尚未能确说耳。”对自己的判断是否准确，其实并无十足把握。时隔半个多世纪，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就并不认同周说。在仔细搜寻相关书证后，他认为“章”乃指道教徒举行法事时上达章奏，“注”则指疾病，因而“章断注连者，谓上章以求断绝亡人之殃注复连也”。为了彻底批驳周氏，他着重探究“注连”的确切含义，首先发现《幽明录》中有“更相注连，凶祸不已”的记载，“与颜氏所说正同，持以较日本之所谓注连，其事各别”；随后引录《抱朴子》“后子孙转相注易”以及《释名》“注病，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等内容，指出“注易即注连”，而“注病即今之传染病”。王氏另撰有《肘后方的贡献》（载《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提到葛洪《肘后方》中有“治尸注鬼注方”，得病者“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进一步证实“章断注连”是指“向天曹呈上章奏，请求送走家宅瘟神，断绝注连祸殃耳”。周作人的大胆猜测，至此才终被判定并不足取。
周作人在《〈颜氏家训〉》中还特别指出，由于作者屡经丧乱，故“积其一身数十年患难之经验，成此二十篇书以为子孙后车，其要旨不外慎言检迹，正是当然。易言之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之意也。但是这也何足为病呢，别人的书所说无非也只是怎样苟全性命于治世而已，近来有识者高唱学问易主赶快投降，似乎也是这一路的意思罢”。对个别词句的误解毕竟无伤大雅，而且经过后来者的不懈努力，终究能够寻得正解；而这番对全书旨趣的解读虽属正解，但在特定时局下过分强调渲染，却不免误人惑世，某种程度上又未尝不可谓之误解。此时距他落水附逆还有数年，但其最终接受伪职似乎也能从此捕捉到些许蛛丝马迹。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周作人写过一篇《文坛之外》（收入《立春以前》），感慨道：“我的理想是颜之推的《家训》，但是这怎能企及，明知是妄念，也是取法乎上的意思，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已。”尽管时异势殊，对颜氏的遭际却感同身受而欲加以仿效，此前标举的“苟全性命于乱世”更不啻为替自己所作的辩解。
与周作人的推崇倾慕截然相反，鲁迅对《颜氏家训》并无好感。他在1933年10月所写的《扑空》（收入《准风月谈》）中对“颜氏的渡世法”多有讥评，认为“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这颜氏式道德者多，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这显然是借题发挥，反对将颜氏迫不得已的无奈抉择转化为心安理得的生存技巧。文章直接针对的虽然是正向年轻人推荐《颜氏家训》的施蛰存，但也着重声明：“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对乃弟的志趣喜好，鲁迅无疑知之甚深，所谓“时代思潮的一部”是否包括业已和自己形同陌路的周作人在内呢？其中颇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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