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选择哪一条道，都不应回避医改的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市场定价方式，站在患者和公众的立场，是否优于之前的政府限价政策，是否能够有效控制药价上涨，生成优化的合理定价环境？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改革才会落到实处，充满关爱与人道主义。这需要科学、审慎、周密的论证，包括模拟和全面铺开的可行性分析。这也是大数据智能时代新型经济的要求：有计划的、依托数据的执政。
在我看来，全民健康应是我国医疗服务和医改的总目标，这一伦理同社会安定的底线必须守住。我们可以由此出发，考察供求和竞争 / 垄断对药品价格的影响，以及这一对经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在大数据时代的困境。鉴于改革家多数有“美国情结”，我就先谈谈美国药品定价的实际，然后评估我国药品定价市场化的危局。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政府药品最高零售限价的性质和功能，毕竟那是本轮医改明言要取消的。设定药价上限是药品市场的一种重要风险控制机制。由国家权威机构调查药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疗效、竞争，以及患者等诸多因素，综合分析评估后，对药价规定上限，确保在一定时间内，市场销售相对稳定和公平；这种风控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由来已久，并有广泛的经验反复证明，是行之有效的（Abbott；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印度时报》2016年5月11日的报道）。
此类风控，也常运用在众多高风险市场和民生领域，如股市期货的熔断机制和涨跌停板制度，以防范过度的市场投机。而高级皮大衣价格疯涨，或私人飞机巨贵，政府就不会去操心。又如，房价一般是让市场调节，但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会规定房租涨幅的上限。风控机制的选择使用，反映出政府作为国家管理者的立场和智慧。医疗服务因为关系民生，十分敏感，又容易被资本操纵，对患者公众和国家都是高风险。药品限价便是一种应对措施。其他控价手段，如招标采购和参照价，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特定人群。最高限价则不同，它在稳定价格上更有效；不仅保护各类医保的参保者，还覆盖异地就医，管控了包括非医保在内的整个药品零售市场，让每一个国民受益。无怪乎，上位限价受到众多国家的青睐，尤其是医疗费用投入较低者。据最新数据，中国2013年的医疗总费用仅占GDP的百分之五点五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排名倒数第四，远低于OECD 的平均值百分之八点九，仅高于印度尼西亚（百分之二点九）、印度（百分之四）和拉脱维亚（百分之五点三），属于投入偏低的国家。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上位限价符合中国的国情，应该坚持。
反观美国，它是医药市场化程度最高、最彻底的发达经济体，几乎任何药品定价的行政干预和监管都被嗤之以鼻，限价当然是绝对上不得台面的。但美国的医疗费用和药价之昂贵，世界第一，却也是臭名昭著。OECD的最新数据表明，2013年美国医疗费用年人均为八千七百一十三美元，把第二名瑞士（六千三百二十五美元）远远抛在后边，是OECD的年人均三千四百五十三美元的二点五倍。美国医疗费用占GDP的百分之十六点四，而OECD的平均值为百分之八点九。照理说，如此高昂的付出，应该为美国人民换来最好的医疗服务和健康水准。可事实恰好相反，美国在多数项目上表现不佳，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七十八点八岁，低于发达国家的八十点五岁，排名第二十九位，倒数第一。医保覆盖面，落入最低的第三类，与希腊为伍。交通事故死亡率，高居第四。癌症发病率，名列第五。婴儿死亡率，在发达国家中最高。而医疗匮乏度，在低于平均收入人群中，高达百分之四十九；在高于平均收入的人群中也有百分之二十四，是OECD数据中表现最差劲的发达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