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意义上，大数据智能技术是市场经济的掘墓人。取而代之的新型经济中，市场价格的真正活力来自固化了的信息不对称，受制于掌握大数据智能工具的一方。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患者和公众只能诉诸公权力，要求政府承担义务，代表公意，行使必要的风控职能，应对处于信息绝对优势的垄断资本，维护国民的健康福祉。因为，如果政府袖手旁观，做一个无关痛痒的“市场监管者”，则本轮医改一定会走上歧路，于患者和公众，都是凶多吉少。
读者或许会提出，固化了的信息不对称既是一大弊病，可否通过限制个人隐私的不正当获取和使用来扭转局势，恢复药价供求博弈的平衡呢？可惜，大数据与资本结合，营造了无孔不入的“监察经济”（surveillance economy）。今日中国，可说是真正的零隐私世界。有些直接侵犯隐私的信息收集，都被某些媒体当作科学管理的创新举措来赞扬，还有什么是不能收集的？也许可以要求收集方保密、禁止买卖隐私？您又要失望了。数据交易的开放程度，中国也是首屈一指，近年来建立了多个大型大数据交易所，成交额以亿元人民币计算。数据买卖早已市场化、合法化、常态化了（参见拙文《大数据卖的就是隐私》，载2015年7月19日的《上海书评》）。商家既可以自行收集，也能在大数据交易所购买、出售消费者信息。患者是毫无遮掩地暴露在资本眼前的。大环境如此，还执意推行药品和医疗服务定价的全面市场化，使公众误以为自己还具有定价的博弈能力，这会伤及多少人，造成怎样的社会不安定呢？
第三，供求博弈不利于患者，可否指望药商间的竞争？这是主张药价市场化的常用的理由。但是药企巨鳄的竞争，因为专利壁垒，向来是极弱的。制药业的一大特点，就是必须对产品质量严格要求，丁点马虎都可能出事故，乃至危及生命。故此，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研发、注册、生产标准规范，药企药品的审查制度同限量的资格许可。药企只有拿到这类许可（我国叫作药品批准文号，简称文号），才能生产和出售药品。药品市场的准入门槛高，事实上便限制了竞争。同时，在推动医学进步，鼓励新药研发的旗号下，法律给予原研药特许保护（专利），甚至首仿药也可获得相应的定价销售特权，形成市场垄断。面对质量审查、专利保护、仿制许可等法律规制，药品市场事实上是缺乏竞争而趋于垄断的。而本轮医改没有在促进竞争上着力，反而进一步限制了竞争。2016年3月，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关于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的有关事项（征求意见稿）》，规定，同类药品中，一旦前三家通过“一致性评价”，后续药品即不得进入医保采购名单。仅此一项改革，就大大削弱了同类药品的竞争。至于新近启动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如对特定药品的生产营销权的药品文号存量做“一致性评价”、药品注册办法改革、临床数据核查、GMP飞检和新版GMP企业的批文注销，业内人士估计，这些措施一经实施，百分之九十的药品文号将退出市场，三千来家药企将受影响（任光会《中国药价改革的脉络与逻辑》，新浪医药新闻，2016年8月5日；王悦《中国仿制药企业面临生死大考》，载2015年12月10日的《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制药网2016年8月22日的报道）。
这场改革，后果不难预见：竞争控价一定是幻想。更要命的是，拿到文号胜出的药企巨鳄之间的所谓市场竞争，很可能是反向的：它们将为谁能在患者和公众身上榨取最大利润而开战，竞相涨价而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