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药品价格，情况同样令人难堪。零售药品的费用，年人均高达一千零二十六美元（不包括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药品费用），是OECD总年人均五百一十五美元的两倍。对此，OECD寻根究源，指出：美国药价奇高，是因为允许制药公司自行定价。而药商定价，美国专家也不隐讳，是以市场的容忍极限，即患者和公众的最高可榨取支付能力为基准的（Kesselheim）。
可见，市场化与高昂的医药费用，有明显的正因果关系；而这两者与高质量的医药服务则没有因果关系，甚至呈负相关性。因此，如果中国医改一味追求市场化，极有可能，美国政府的监管困境、患者和公众的不幸，会成为我们的困境与不幸。
上述市场化导致高费用，是由药品市场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而大数据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药品市场的垄断更为容易，变得极为凶险。
首先，患者的需求刚硬，供求博弈无力影响药品价格。众所周知，药品是一种非常规消费品，患者对药品高度依赖，想活命求健康，药价再高，砸锅卖铁也不得不买。因此，需求对价格的敏感度很低，患者的议价能力极弱。药品市场主要驱动力是需求，不是价格。结果是，一旦市场化，药商就获得极大的定价自由，患者和公众则处于被迫接受的地位。
展望未来，大数据支持下的精准治疗迅速发展，同类药物间的可置换性会变得很低。患者，尤其是重病患者，除了按医嘱使用指定药物，几乎别无选择。这将是怎样的局面？药商说什么价就是什么价！还有一个坏消息：随着人工智能诊断（diagnostic AI）、手术机器人等前沿科技应用于临床，医护人员的直接参与减少，药品费用的比重将节节上升，患者要承受的药价压力会更大。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价格失控是必然的。药价过高，人们买不起，生病就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药商的定价自由和高利润，是以牺牲患者和公众的健康和生命换来的，是一种反人道主义的结局。这结局，以供求博弈观之，有着极强的可预见性。因此，药价市场化明显不符公众的福祉，对国家控制医疗总费用，有效利用有限资源也非常不利。那么，谁会是受益者呢？答案是一目了然的。
其次，大数据智能技术偏向强势的供方（市场主导者），为其制造并固化巨大的信息优势。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理论上，供求双方信息掌握的不对称被认为是随机发生的，谁强谁弱，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这种信息不对称局势的随机发生，是供求博弈的效用跟合理性的关键。信息优势可以通过两类途径获得，一是加强己方的信息质量，二是减损对方的信息质量，制造有利于己方的稳固的信息不对称，直至消解这不对称的随机性。资本当然深谙此道，所以极重视大数据智能技术。大数据的触角无处不在，处理分析数据的能力无与伦比，预测精确度前所未有。不过，要想掌握大数据，必须拥有雄厚的财力和政治影响力，以便畅通无阻地获取数据，装备大功率计算系统，雇用高端人才开发、使用算法。这就是为什么，大数据产业总是为少数资本巨头所把持，包括巨无霸药企。而在医疗服务领域，患者和公众就成了毫无议价能力的数据提供方。
拿着大数据，药商对患者的了解即挖掘隐私，越来越细。从病情病史、处方用药，到DNA构成；从他们的职业、收入、教育、生活习惯、社会关系，到理念信仰、价值倾向，把患者变成了一个“透明人”。这样，就能准确预测患者的价格容忍度或可榨取支付能力，量体裁衣，制定动态定价，实现第一级价格歧视定价，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详见拙文《交出隐私不算，钱袋还被掏空》，载2016年1月3日的《上海书评》）。反观患者，药品行业专业化程度高，营销术变化无穷，实在超出他们的知识和理解能力太多；一般人也无财力购买大数据工具的帮助。久而久之，巨无霸们就建立起巨大稳固的信息优势；患者则处于常态信息劣势，被牢牢控制，不得不接受“市场”的任何定价。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局势一旦固化，不对称的随机性便从根基上瓦解了，这意味着，经典经济学上的供求博弈效应在事实上被消解了，不再能够调节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