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的成败，除了审视短期效应，还要顾及中长期影响。大数据智能的发展普及有一个直接后果：就业市场，包括白领和高端人才市场的萎缩。九十年代以来，数字技术的指数型增长开启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新经济带来了空前的财富，但就业分享的人口却不多。传统企业，如通用汽车公司，市值不到五百亿美元，员工人数高达二十一万六千名。而谷歌的市值超过五千亿美元，却只雇用了六万一千名职工。这是新经济的一大特色，我国也不能幸免。报道说，富士康在东莞已经开始大量使用机器人取代人工。律师法务、精算、编程、高校教师，乃至软组织的医疗手术，这些典型的高端职业，人工智能也都在进入，“受雇于”越来越多的职位。在美国，就业率已经回升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新职位的层次、薪酬普遍降低了。不难预见，大数据智能技术引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会迅速蔓延，要求各国政府妥善解决。作为应对办法，全民基本收入（NBI）等新型社会福利制度正在提上“成熟”国家的议事日程。在这历史时刻，把医疗服务这个基本民生领域贸然交给市场，确是风险极大，很不明智。
最后，药价是一个全球性难题。科学技术的发展激化了矛盾，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深受其困扰。大概只有古巴是一例外，因为她还坚守着社会主义医疗体系，拥有一个自主独立的、先进的制药业。古巴的成就，各国仰慕，连近邻美国的专家和媒体也是承认的（NPR2016年9月17日的报道）。历史地看，发达国家的医药制度植根于资本主义，受资本支配，包袱沉重。应对的办法，也只能是注入若干社会公益考量，部分地限制市场化。西欧诸国有社会主义传统，效果就好些。美国的市场化最彻底，社会主义传统最弱，医改也最为困难。2014年它开始实施《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在医改中注入了公益元素；虽有诸多的妥协，却是美国人民多年来同医药和保险业巨鳄斗争，争取到的一次重大胜利（参见拙文《利求同谈美国全民医保计划》，载2013年12月15日的《上海书评》）。 但是，如此修修补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价格费用攀升没能被有效阻止。所以，2016年桑德斯参选总统，把建立一元化医保系统（single payer system）列入他的竞选纲领，得到了众多选民，尤其是年轻人的踊跃支持。反观我国，医疗服务和卫生事业有着优良的社会主义传统，如今社会公益同大数据智能时代的新经济又形成了天然的默契。这是中国的优势，应该当作正能量来维护发展。
我们期待着，执政者拿起大数据智能技术这一利器，用基于数据和科学的作为，应对操纵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资本巨鳄，为全民健康福祉努力尽职。
延伸阅读
●Emanuel, Ezekiel J., “The Solution to Drug Prices. Opinion Pages”, New York Times, Sept 9, 2015.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Pharmaceutical Price Controls in OECD Countries: Implications for U.S. Consumers, Pric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Dec. 2004.
●Abbott, Thomas, & John Vernon: The Cost of US Pharmaceutical Price Reductions: A Financial Simulation Model of R&D Decision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114, 2005.
●Kesselheim, Aaron S., et al, The High Cost of Prescription Drugs in the United States: Origins and Prospects for Reform. JAMA, 2016; 316 （8）: 858-871.
●Bernstein, Jared, “Drug Price Controls Are Vital in a Market That’s Not Free”, New York Times, June 29, 2016.
●James Kerr, Inc.: The Mylan EpiPen Debacle: How Tremendous Greed Can Lead to the Demise of a Leader, August 2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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