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Mylan公司的急性过敏救命药EpiPens价格疯涨，举国哗然。急性过敏反应，是危及生命的急症，全美有四千三百万人需要常备急救药。经制药业全力游说，政府立法，要求所有中小学校配备急救药品。Mylan生产的EpiPens，正是这样一种自用针剂药品，广告攻势给它披上了漂亮的外衣。EpiPens有效期一年，需要及时更新。在英国，EpiPens的针剂两支装售价仅为六十九美元。而在美国，2009年的价格是一百美元，2016年竟上调至六百美元，涨了五倍。尤具讽刺意味的是，此药其实是非专利药品，成本仅三美元。不过，Mylan拥有EpiPens注射装置的专利。一时间，社会舆论愤然。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呼吁，公司应以社会为重，降价，可是无果。接着，国会召开听证会，要求Mylan总经理解释涨价的合理性。那总经理的回答很有意思，她认为公司没错，反而声称是“美国的医药制度破产了”，药价疯涨，得归罪于“制度”。Mylan无须为药品定价模式承担法律责任，相反，公司也是美国失败了的医药制度的受害者。
EpiPens涨价事件，淋漓尽致地演示了市场定药价的困境：市场不讲关爱，患者的刚性需求，引出的不是薄利多销，而是药价飙升和疯狂的榨取。药企推动立法，是要固化刚性需求，削弱并缩小法律监管。然后，利用专利壁垒，打擦边球，将非专利药的定价推至市场可榨取利润的最高点。这么看，难道Mylan不是一家好药商？这一轮博弈和政府监管的结果是，Mylan连一分钱药价都没让步。政府毫无办法，国会也哑巴吃黄连，败下阵来。总经理女士还傲慢地告诉美国公众：我们是做生意的，将继续照市场供求的规律办事（CNBC2016年8月25日的报道；Kerr）。
有了前车之鉴，我们再观察政府限价。尽管药价市场化的恶果为政府规制提供了充分理由，但限价本身并不是万灵药。规制方案的设计和执行，才是成功的关键。众所周知，近年实施的最高零售限价，有所成功，问题也不少。程序上环节繁复，主管部门多头，规则臃肿多变，衔接不顺，甚至冲突，漏洞多多，让腐败和榨取钻了空子，影响到公众和业界的信心。
医改的一大任务，是要让患者和公众重拾信心。为此，限价政策的制定执行，应当拿起大数据智能工具，顺应新经济。成功的药品限价，第一要素是科学性，让数据说话。每一种疾病、每一类患者、每一款药品，都有自己的特点，限价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研发开始，到原材料、工艺技术、成本、质量标准；从处方到销售、使用及疗效评价；从医疗资源、国民收入、健康状况、疾病分布，到地区差别，等等。信息全面、准确、实时，限价才有望成功。传统定价手段，受信息能力的限制，无法有效应对如此复杂的产业链、关系网，难以满足科学性要求。有了大数据，局面就改观了。信息处理正是智能工具的强项，而且数据越多越复杂，它的优势愈显著。政府代表公众、服务公众，全面掌握收集存储各类数据的渠道，包括医药产业链每一个环节的详细数据，通过编制相应的算法，科学地设定最佳最高零售限价，是完全可能且可行的。何况，本轮医改的目标不高，只打算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两大因素为基础，建立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基于这两个因素确定最高零售限价，对大数据智能而言，实在是很简单的——不妨尝试一下，锻炼决策者和行政部门，学习使用大数据，在药品和医疗服务定价管理中“实战”运用，为一步步改善中国的卫生事业开辟一条新路。
现实地看，学习使用大数据智能工具，是新经济提出的要求，因而也是政府执政能力的一项基本要素。市场已经迈入大数据时代，资本正在攫取公民的隐私信息，开发日新月异的智能工具和相应的商业模式，且非常成功。可是，患者和公众面对这样的攫取，毫无还手之力，惟有指望国家了。他们需要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说话，行使人民的主权。困难肯定是有的，但畏难而放弃职责，把公众的福祉扔给市场，只会更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