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这个消息，心情蛮复杂的。”台湾作家朱天心向早报记者坦言，陈映真的为人对她而言意义巨大，“台湾政权更迭，但陈映真是永远不变的那一个，是极少数的那一个。他在台湾的主张，不是说说就算了，而是身体力行，甚至为此失去自由，失去生命的安稳。在作家中，他几乎是我能立即想到的唯一一个 ‘永远的异议者’，永远站在边缘位置。”
“这点坚持，对我们或许就是一句话。但在台湾这么政治化的地方，陈映真的坚定不移很不容易。”朱天心说，在台湾，“左派”是大陆人难以想象的少数，不如说是“左卒”。“而陈映真是永远的‘左卒’，永远的身体力行。今天知道这个消息我很感伤，我和天文还喟叹了一阵。我们觉得就好像是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了，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子的人了。”
在台湾社会扮演双重角色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对早报记者表示，陈映真可以说是台湾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要理解这种说法，首先我们要从陈映真的形象变化说起。最初他的作品进入到大陆的文学阅读和视野中，主要是作为台湾文学的代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出版的《台湾小说选中》也选了他的一些作品。虽然陈映真很重要，但当时还是把他放在台湾文学的格局上来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仅仅是这个形象，他对中国大学文学界、思想界的影响不可能那么大。”罗岗说。
在罗岗看来，对陈映真的理解转变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台湾社会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即台湾本土派兴起以及政党轮换民进党上台，台湾文学逐渐把陈映真边缘化或者说是遗忘了，而被边缘化与陈映真的立场有关。“他在台湾社会中扮演了双重的角色，一个是左翼角色。但是陈映真的左翼与西方学院左翼不同，他把自己的认同放在了社会主义传统上，这个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中国革命的传统。这与陈映真在上世纪6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入狱的经历有关，他在狱中认识了一大批老同志（共产党），彼此找到了共同点。”
罗岗认为，陈映真还是“统一派”，这是1990年代台湾特别不能理解他的一点。改革开放后，作家陈映真来到中国大陆。他看到大陆改革开放后有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地方，产生了一些消极的情况。但陈映真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他带着很强烈的社会批判立场、带着理想主义。所以当时以张贤亮、阿城为代表的一批大陆作家与陈映真产生了思想错位。这是最初陈映真到大陆时出现的状况。
罗岗说：“通过赵刚等学者的介绍，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开始反思，为什么要重读陈映真？对主导世界的市场化、资本化、全球化的力量产生批评，这个批评不是简单地从西方理论出发，而是贴近历史的、具有自我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的，所以陈映真就代表了这样一种立场。
陈映真的代表作包括《将军族》《第一件差事》等，其中《将军族》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再见，阿郎》。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