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有大宗史料出版，当然是尽薄薪买来读一读，但读多了，再看既有研究和书商的炒作就觉得有必要稍说两句。其间最大的诡论是研究者太爱讲教科书里传播的西学新知，并推论教科书里的西学新知引动了政治、社会、文化的大变化。而书商则多以“重寻传统”、“民国语文”和“黄金时代”等大词做销售的招徕，因此教科书和所谓“传统”之间是何关系，教科书作为史料是如何“形成”的（谁写的？写来做什么？），教科书启蒙与教科书生意之间是何关系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厘清。
这里最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我们现在因为离传统太远，遂导致我们以为清末民国的教科书离传统较近。诚然清末民初的教科书里确实有不少关于传统的内容，但必须要注意其中大多已成为游离的、散乱的传统因子，传统特别是儒学作为大经大法的地位在清末已然渐渐消逝，传统“正学”的整体结构也已然被打散。因此教科书里貌似谈了很多古人与古事，但通过撰者隐秘的删节、改写和重述，这些古人、古事指向的却可能是极其“现代”的价值和意蕴，像教科书中常出现的“苏武牧羊”故事，就经历过一个从宣扬“忠君爱国”到强调爱民族国家的转变。
第二，我想应意识到清末民初教科书的修撰者基本是当时江浙地区的趋新读书人。他们的领头大哥张元济、黄炎培等不少都是历晚清、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三朝、四朝而不倒的“卓越人物”。张、黄等人虽趋新，甚至趋过“革命”，但未必有拿得出手的“思想”和“见识”，不过他们“应时而变”的本领确实不小，而且教科书只是其主导事业之一种，在文化、教育、政治等各个领域，其实他们都触角甚深，影响广远，远超我们的既有认知。1924年有人曾为这派人作总结说：“他们的中坚人物，大概是前清末年江苏谘议局的议员，所以亦有称为谘议派的。他们在民国初元程德全为江苏都督的时候，是很得势的。那时黄炎培为教育司长……他们的眼光颇不低，野心颇不小。他们有三条秘诀：一，是实力即承认；二，弃虚名居实权；三，对各方不开罪。所以军阀有势力，他们便向军阀献殷勤。名流有声望，他们便和名流吊膀子，如一切会社的什么长都推到蔡元培等的身上去，他们自己只做有实权的什么干事……对于政局态度，有时亦随社会趋向附和赞成，但决‘不为物先’，而且一待情势变迁，他们便托故改变面目。”
这段话虽有些刻薄，但提醒我们考察这些人物主导出版的教科书，恰要仔细研究其如何“应时而变”，怎样顺应潮流，其在伸张什么，又在压抑什么，这种伸张和压抑在教科书中如何体现，背后又经过了怎样的布置与操作。
第三，教科书当然是清末民国中国启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同时是当时出版业最大的一宗生意。因此教科书的启蒙与生意间的微妙关系仍需要多做些解说。这表现在一方面无生意就无启蒙的规模效应，生意一定程度上能促成启蒙的强势拓展。不过另一方面生意也可能使得启蒙旁逸斜出，波折丛生。简单来说问题大概有三：首先，有生意就有商家间的竞争，竞争可控还好说，若是恶性竞争对商家来说就是两败俱伤。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与世界书局的教科书之争不幸很多时候实在是太过激烈。其次，启蒙既成生意，就需要保证出版品数量巨大方有利可图。而由此造成的新书泛滥却使得无力购书者越来越多，1901年已有封疆大吏提出“中外政治、艺学书籍浩繁，贫士不克多购”。而且新书“新”则新矣，未必为“佳品”，即使为“佳品”，但因其“太多”而使得读书人难以熟读，更会选择困难，顾此失彼。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教科书生意既由资本所操纵，此种操纵就不会局限于出版机构，而一定是延绵各界，流布四方，进而影响所谓“舆论”，促成一种“当舆论燎原滔天之际，凡诸理势诚不可以口舌争”的形势。而不少“新人物”会利用舆论的“燎原滔天”来打压与其不太相能的出版机构，挟持威逼各级政府就范，以达到推广实行他们的主张，甚至是获得其私利的目的。■
封面瞿骏像：刘筝 绘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