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说“无定”，现代中国的最大问题大概在于永远不知道变革到哪一天是个尽头，变革若无休无息，那么身处其间的人们一定会感到种种“无定”，清末民初的学生就是“无定”感觉最强烈的一群人。胡适曾说：“当这个学制根本动摇的时代，我们全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依据，也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参考。”因此学生从投考学堂起就几近无所适从：是入一般学堂，还是专门学堂？考试时重专科，重国文，还是重外语？各学堂的入学要求实在是千差万别。而辛苦考入学堂后是注重新学，还是继续读经？文理科目众多，各科并举力有不逮，用功程度如何拿捏？这一个个问号之下都要学生做出即时、快速的决断，而这些决断都可能在日后成为他能否顺利立足社会的重要因素。甚至出学堂时，他们亦会面对诸多类型的毕业考试而感到应对无措。1911年唐文治就指出：“（据）部章，毕业考试之前有学期考试，而各中学之毕业者，即须赴省复试。三试相连，往往考至月余，始能竣事。其才质庸劣者，不过敷衍抄袭，其力争上游者，劳精敝神，至以性命相博。幸而毕业，或已毙命，或成废弃，似此情形，以家寒而力求上进者为尤多，尤可痛悯！”
最后是群聚，学生的落差感和彷徨无定若仅为个体的感觉，大概最多会走向抑郁与自杀。但相较传统读书人，学堂学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数十、上百乃至数百人的群聚，且是远离家乡、家族、父母之爱护与管束的群聚。这样的状态既塑造了新人，又引来了烦闷；既有利于革命，又通向消沉；既让学生成了现代中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又让学生成了被政治拨弄的工具，其间的两歧性和多歧性值得我们再三思索。
在革命党人的鼓动下，清末各地起事不断，排满思潮流行，一般读书人如何看待排满与自己的民族身份？
瞿骏：我对清末的“排满”思潮下过四字断语叫“似真亦幻”，什么意思呢？“排满”从其被研究的历程看自然是一股“大潮”！这首先决定于革命史研究至今犹存的影响力。自1930年代起，在国民党官方主导下，革命史研究就已蔚然成潮。“排满”被革命史学规定为清末革命的方向和性质，当然必须成“潮”。其次决定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史料来研究“排满”。在辛亥老人的回忆录里他们成就的起点是自幼“排满”，日日“排满”；中国学者的辛亥革命研究，曾花大力气研读的是《苏报》《民报》《民立报》《天讨》等报刊，孙中山、蔡元培、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等人的文集，读这些报刊和文集大概一定可以看到“排满”成潮；甚或日本学者千辛万苦收集到异域史料，开展共同研读，一开始也是一起读《民报》影印本。我想若是自己每周与《民报》为伴，当然也会读出“排满”成潮。
问题是以上所述的“排满”成潮恐怕较多是因为盯着革命的历史图像看而产生的一种“似真”印象。若打开清末历史的全图，里面并不只有革命（一个例子是目前不少关于清末的历史叙述常常被简化成海内外康党与海内外民党的斗争，再一转而为革命派与立宪派之争，很多时候清政府竟然消失不见了！），同时史料也并不只有前述的那些报刊（即使只有这些报刊，也需要考察它们究竟有多少人在读，读出了什么）。
因此正如洋务运动的成败不能以甲午战争的成败来考量一样，清末排满的流行程度同样不能以1911年清廷倾覆来作简单判断。我们以往对新的那一面太过关注，而且常常是以革命、共和等最新的面相作为关注焦点，因此常常忽略那些其实很新但不是最新的面相，更不用说那些半新半旧或者极端保守的面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