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济的回忆中还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亲友们都感到父亲这一变动的奇特，但也没人敢责难他这一违背习惯的教育方法，“我在十岁以前已经意识到，我不是科举时代的秀才候补人了”。这又说明地方上那些著名的读书人，其子弟如何应对科举被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读书的动向在当地都有示范和扩散效应。1901年“八股改策论”虽指向的是为科举续命，但实际却是又加了无数台鼓风机来激扬“科举将亡”的风势。改策论后不久，夏丏尊的父母就对他说：“科举快将全废，长此下去究不是事！”目前多有人研究1905年以前科举的“应（该）变”之说和“应（该）停”之论，困惑于1905年何以为科举立停“呼天抢地”的读书人并不多，以及1905年后“复科举”之谬论与妄动。而较少有人考察读书人如何应对实际的和他们预想的“科举之变”，他们又是如何被“科举将亡”之风势所影响和调动的。这种状况大概是不脱“进化”眼光看历史的又一例。
历史的曲折还在于：虽然改革的本质是利益再分配，有人顺应改革获益，有人在改革冲击下落魄。但如就此推论说顺应改革获益之人都过得非常愉悦，则可能相当离谱。李济、俞大维等年纪较轻，在父兄帮助下对科举之变有所准备，停科举对他们的冲击当然较小。即便如此，多年后，俞大维仍意识到“我的国文作文始终没搞通”！这提示着新策论实为“洋八股”之看法大有继续言说的空间（此处不暇展开）。而那些进士、举人出身，年龄三四十甚至五十多岁（需注意清末的三四十岁与今天相比，“苍老感”要强得多）的人，他们也早已感知到科举将停，遂努力在时局漩涡中挣扎，想在地方兴学、留学的热潮中分一杯羹。最后大多数人确实是分到了，但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把年纪离开家乡，或进京、或赴沪、或入省来做结果未知的经营打拼，甚至一句日语未习，就登上海轮，负笈东瀛，学习法政。若与旧日心灵相沟通，我们会发现那些貌似延续了“士绅特权”的读书人其实也一样承受着科举立停后茫茫然不知未来向何处去的哀与痛。
从晚清兴学堂开始，近代化的学生群体日益崛起，这一群体和以往读书人相较有何特点？
瞿骏：“兴学堂”是清末一个截断中流的大改制，它又与科举改章和科举立停的过程相伴随，因此在近十年间入学堂的学生中既有传统读书人，又有半新半旧之读书人，更有新一代读书人。这些人入了学堂之后所产生的变化很多，这里简单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为落差，二为“无定”，三为群聚。
先来说落差，当年读鲁迅的《琐记》一文，印象最深刻的是江南水师学堂里那“二十丈高的桅杆”，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这文字里面除了满满的“少年寂寞”外，实让人诧异。一个水师学堂竟然无泳池而只能爬杆，这大概正是学生入学堂后感到想象与实际之落差的最佳写照。清廷行新政并非无钱，但枝枝节节，百端并举，遂令钱再多也只能掉入永不得填补的大坑。由此清末兴学的理想与实际往往天差地别。对此读书人未入学堂前基本无从察觉，像小说家张资平只是觉得县城学堂读书的人每星期回来一次，很得村人看中。在省城进学的人，每学期回来一次，更得村人尊敬，因此“无一天不梦想出省城念书”。所以从清末到民初的大小城市里充斥着一群满怀着梦想和憧憬的人和梦想与憧憬被碰得粉碎的人，很多学生的人生转折都能在此找到源头，而如此多的人生转折造就的是历史的急剧漂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