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二十世纪初确实有相信“今天下之教习均不可恃，十分之三为康党，十分之七为孙党”的读书人，但在大多数读书人眼中，此等人不过是“妄人”。真正受到明季遗献和种族思想波动之影响的其实只是相当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民，尤其是士大夫，即使在接触到大量禁毁文献仍然非常忠于满清”（王汎森语）。这从清末十余年很多地方读书人的文献中都能得到证明。而且即使是受到排满思想波动的那批读书人，以排满为纲领的种族民族主义不过是他们的一个选项而已，国家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女权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也都是他们的选项，有些选项如无政府主义，因为在读书人的认知里比排满要更新，所以会更具有吸引力。
我们对大城市和通商口岸里的明星读书人了解较多，那些小城镇里的读书人是什么情况？
瞿骏：我们的确需要去多了解小城镇里的那些地方读书人。前两天我看话剧《北京法源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头尾两场戏，谭嗣同、康有为等主角在追光下慷慨激昂地说着大段台词，演员功夫着实令人钦佩。更妙的是在主角高光的同时，整个舞台上永远有各色人等在看似杂乱，实则有序地走动着，交流着，互动着。这正是历史大舞台的真实写照，即在中国走向现代的变局中，若明星读书人登高一呼，四周哑然无声，变局恐怕就无从谈起。而且呼应一定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一方面众声喧哗、杂乱无章，一方面又有相近似的、可堪联系的理路可寻。限于篇幅，这里先谈两点。
一个是考察小城镇里的读书人要注意“历史不是突然全部冒出来的，而是一节一节生长出来的”（此处受罗志田老师文章的启发），我们尤需在意的不是地方读书人知道了什么，而是他们知道的基础是什么、不知道什么、以为什么、想象什么，进而又怎样利用他们的“知道、不知道、以为和想象”去做些什么。如此我们才能将历史舞台的边缘、角落和细部看得更加清楚，进而明星读书人所处的中心也就会更加鲜活光亮。若四周模糊不清，中心亮则亮矣，但整个大舞台就缩小成几个光点了。
另一个是处理小城镇里的读书人一定要注重上下之参照。这种“上下之参照”一是指重视“制度运作过程”，要努力弄清一些思想传播、观念流行中的基础性问题，如戊戌维新的消息是多久到某省的，又经多久到府厅州县的，对每一条具体的上谕地方官又是如何处理，如何落实的。政变后也都有类似问题，这些问题与清王朝的制度运作过程密切相关，已有学者如刘熠有很好的研究，但仍嫌不足，特别是治思想文化史者对此常有忽视。二是指了解地方读书人的思想结构当然非常重要，但重新处理明星读书人的思想结构也同样重要。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洋人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多拿其与《瀛寰志略》做类比，批评其“不够新”，但《海国图志》“不够新”的部分或正构成了其对地方读书人的持久吸引力？那么地方读书人多选择《海国图志》，而稍拒《瀛寰志略》的“给定条件”是什么？研究地方读书人最大的难点之一或就在于既要知下，又要知上，永远需要在明星读书人思想与地方读书人思想的循环往复、交缠互动的过程里来更多地理解彼此，更深地解说彼此。
读书人的转型，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读的书不一样了，您对当时的教科书颇有研究，前段时间国内也热捧过民国教科书，您怎么评价这些教科书以及当下的走红现象？
瞿骏：当下的教育体制凡是身在其中或子女在其中者大概都不会觉得太满意。一个显著现象是“素质教育”一词大概很早就开始鼓吹，与之相联系的词叫“减负”。但现在无需做精细研究，只要看看周遭小孩就知道，减负那么多年，学生的学业是越减越重，越减越苦。在这样的氛围里除了向未来改革找出路外，对“黄金民国”的追慕也就自然产生了，而大量重新影印或整理出版的清末民国教科书正是这种追慕性情绪的出口和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