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反省者从这段历史中获得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认识，如《德意志帝国》一书的作者韦勒所说：“我们不能从经济主义的观点出发，将工业化理解为一个独立的过程，而应将其纳入社会政治的语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化从不是近乎自动的，而必须通过斗争去获得。” 于是，他们就如韦伯在1895年所说的，“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世界。德国的历史似乎已经走到了头，上千年的奋斗似乎都已在今天完全达到。谁会操心问未来是否将认为我们这一代乃行尸走肉、坐失良机？”
十九世纪末是一个民族主义发生畸变的时代，帝国主义崛起，百年和平被瞬间打破。对德国而言，民族主义的特殊主义虽然能够追溯到费希特以降的许多叙述，但在十九世纪末的这一时刻，却为德国畸变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庇护所，它为拒绝普世法则提供了民族特殊论的合理论述，它本身的模糊性甚至可以为最荒谬的反动提供正当性。而德国在那个时刻，则在俾斯麦之后还迎来了威廉二世。
韦伯批评的政治不成熟，包含了对短暂的大国崛起之后，整个民族对领袖的依赖以及对“冒牌宪政”的容忍。他认为德国精英在领袖面前的无节操的迷失，是这个骄傲民族最大的悲哀，它毁坏了德国资产阶级缓慢进化而来的政治判断力。虽然在这背后还有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计算。德国资产阶级将政治责任推卸给威权领袖，事实上构成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获取利益的路径，然而这种短视却葬送了这个阶级的未来。
德国在俾斯麦之后又摊上了一个“危险的半吊子”政治家威廉二世，他的任性和虚荣进一步加剧了德国民族的危险。韦伯在这段时间中将他的批判持续地指向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他说：“我们的处境和前景都要取决于一个绝对飘忽不定的因素——皇帝个人。他显然只是以一个精明的下级军官的观点处理政策问题。没有人会否定他是怀着奉献意识、不知疲倦地履行职责，但他随时都会表现出来的那种乖僻和给他动力的可怕的权力欲，已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混乱，这已经影响到整个行政机构。”这是一个“在文艺复兴时期（即早期现代）人们熟知的半吊子统治者，他与现代国家格格不入”，由于他那种追求门面和虚名的特性，德国的政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我们“尽力展示的并不是权力本身，而仅仅是权力的表面”。韦伯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们这个民族越来越受到外国的蔑视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屈从于这个人的这种统治，已经成了对我们来说头等重要的‘世界政治因素’，而我们却容忍了它，并且还唯唯诺诺。”韦伯相信，结束个人统治对德国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至关重要，但唯需通过发展某种形式的议会制才有可能。
没有宪政约束的权力果然让德国陷入了战争的灾难，而战败后的德国则终于迎来了它的立宪时刻，然而在这个时候，韦伯的政治判断却出现了一个悖论。虽然，这个悖论可能来自于一个相当深刻的理由。
在韦伯批评德国资产阶级将政治责任推卸给威权领袖的二十年之后，韦伯自己却在魏玛制宪中将获取世界民族政治权力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卡里斯玛”的领袖身上，这构成了韦伯所批评的“政治不成熟”在他自己身上的一个奇怪的再现。虽然在韦伯的内心深处，对这样一个领袖的出现也并不真正抱有希望，却仍然坚决地坚持着这一点，这一坚持来自于韦伯所判断的现代人无望的理性化“铁笼”的命运。然而当这个判断转化为一项政治诉求的时候，却构成了魏玛制宪最为重要的政治条件之一，从而也构成了宪制失败的一项直接的政治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