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民族用他们血淋淋的历史以及他们带给世界的灾难给后来的人们竖起了一座不容遗忘的纪念碑，在这座碑下，掩埋着数千万无辜的生命，而碑上刻着的训诫，却只是四个大字——“相信民主”。德国民族经历了从俾斯麦到纳粹党人，他们屡屡的政治失败，只源于对“民主”的不信任。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直抒胸臆地谈到他为何要殚精竭虑地为人们构造一个指向普遍善的正义原则时说，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些问题之答案的思考，将塑造我们对政治文化的基本态度和我们的政治行为。假如我们不相信会有正义而良序的民主社会，那么，我们态度的品德和基调就会影响我们关于民主社会的知识”，而“魏玛立宪政体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德国的传统精英都不支持其民主宪政，或是不愿意合作使其生效，他们不再相信有可能建立一种像样的自由议会政体”。联邦德国的一位前总统（魏茨泽克）也持差不多相同的看法，他认为“魏玛的根本问题既不是宪法的问题，也不是法律理论的问题，而是因为缺少足够多的支持民主的人”。在这些不相信民主的人群中间，非常不幸地，还站着韦伯——这个二十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头脑。
在二十世纪初的普遍价值的迷茫中，韦伯拥有同时代人中最深刻的思考，但韦伯同时又是复杂和矛盾的。即使当他将民族的希望放在出现一个“全新的先知”的“卡里斯玛”领袖身上的时候，他也依旧在怀疑，这个民族“已经在黑暗中苦苦地等待了两千年”，我们是否“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平实而简单”地去寻找“每个人自己的召唤”？洛维特在《韦伯与马克思》一文中恰到好处地描述了那个时代中的韦伯：“他是一个与那已经走向终点的市民性的时代相矛盾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每当一个时代再次凝聚起它一度想要终结的价值的时候，就会再次出现的人物’。”而韦伯在学术上罕见的深刻和极度的诚实，让每一个认真读过韦伯的人，都几乎不可避免地被吸引，被韦伯那种极端的认真、批判理解的彻底、问题之犀利，以及从不诉诸简单回答的风格所吸引。然而也就是这个韦伯，当他作为政治家的时候，却从未摆脱过“德国旧日的辉煌”，他被民族崛起的重重现实束缚了心灵，终究在历史尚未清晰之前，搁浅了。 ■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