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本报记者 钱欢青
“宣纸对水墨有着神奇的渗透力和吸附力。宣纸的特性推动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不变形，少虫蛀，尤其‘纸寿千年’，宣纸能够有效地抵御时间的侵蚀。在它泛黄的本色中，我们不仅能穿越时间，与历代的书画家和收藏家神交，和他们唱和，我们还能读到时间的荒芜。”
近日，艺术学者、作家、出版人李北山新书《宣纸上的中国》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一个由书法和绘画艺术所构建的乌托邦，一个宣纸上的中国，通过书中一个个故事呈现出来，“它是中国人的心灵家园，是属于我们的世界，有属于我们的独特的美”。
用贝壳和石子想象大海的故事
李北山先后就读于四川大学、香港大学、法国蒙彼利埃大学，现为中国艺术学院特约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特聘研究生导师，多年来专注于艺术学及媒介学研究。2013年5月，李北山赴美国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短期访问项目，期间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他遇到一群当地的六七岁的孩子，“在亚洲馆，一幅巨大的药师佛壁画令他们兴奋不已，他们有的专注地观看，有的因为发现了什么而兴奋地大呼小叫。……这群兴奋的孩子使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们生命中第一次通过艺术接触到一个叫‘中国’的概念。一个文化的中国更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会投射到不同的事物中，构建一个真实的中国。艺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映像之一。”
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所见令李北山深受启发，彼时，他对艺术史的热爱与日俱增，“艺术作为一种媒介的观念在我心中生根，但这本书所写，是对中国艺术史上一些经典作品和人物的文化解读，是一个庞大写作体系中的一些片段，一些笔记和重述。这是一本关于故事的书，这些故事略去的那些思考，其实是在探讨艺术的观看之道。这些故事本身，亦可让我们得睹艺术之美、文化之魅。我就像海滩上四处游荡的小孩，捡拾海浪带来的那些精美的贝壳和石子，通过它们推演、想象那些来自大海的故事。”
在该书后记中，李北山坦承，山大文学院徐超教授《崧高维岳——蒋维松先生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一书的治学方式给了自己很大的启发，“他引导书法艺术的研究回归于人，回归于文字。他就像艺术的田野中的探索者，但不局限于品种和生长本身，而从地理、环境、土壤、气候诸领域来研究一片麦田，从自然和历史的规律中，从这些与人的相遇中去寻找艺术的规律。这种‘大艺术观’使我深受启发。我在这本书中就试图将艺术置于历史文化的时空中加以审视，这是一种超越文化本体的艺术研究理念。”“文艺青年刘宏”“愤怒青年赵壹”和“偶像张芝”
李北山的这种艺术研究的理念，使得《宣纸上的中国》脱离开对经典书画的纯粹“技术性分析”“与人的相遇”，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和传奇成为重要的叙事内容。一幅斑斓的画卷就此缓缓打开。而书中选择的人，选择的事又都身处中国书画史的节点，故而全书行文酣畅，又脉络清晰。
比如书中《非草书》一章，仿佛一部情节曲折的精彩大片，“文艺青年刘宏”“愤怒青年赵壹”“偶像张芝”是电影主角——
汉灵帝刘宏十二岁当皇帝，干了二十一年，累死了。皇帝当得很糟糕，最著名的事是公开标价卖官鬻爵，还喜欢带宫女在宫中裸奔。但年轻的皇帝刘宏又是一个文艺青年，喜欢文学创作，尤其喜欢书法——当时汉字的书写正逐渐摆脱实用的范畴，向纯粹审美的境界发展。这个无能的皇帝以一腔热忱，有力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形成。刘宏二十二岁时，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艺术专科学校——鸿都门学。他把全国善书者数百人集中到这里，并开展大规模的各体书法评比活动。他还下令进行书法科的考试。在皇帝的直接助推之下，以审美为目
的的文字书写和从审美角度来欣赏文字书写成为社会上相当普遍的活动。张芝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了当时最有名的草书名家，成了“偶像”。张芝是个书法天才，他擅长草书中的章草，学崔瑗、杜度之法，他青出于蓝，将当时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新写法，以其独创性造就“今草”，与钟繇、王羲之和王献之并称“书中四贤”。三国时魏国的书法家韦诞称他为“草圣”。张芝练字，勤奋得惊天地泣鬼神，据说家里做衣服的布帛，在染色前，先让他拿去写字，估计写满了，也能省不少颜料。他在池塘边练字，把满塘的池水都写黑了。所谓“临池学书，池水皆墨”。这也正是“临池”一词的来历。
这个时候，“愤怒青年”赵壹出场了。作为一个地方小吏，赵壹极有性格，他甚至因为喜欢批评皇帝差点被处死。正是这个赵壹，因为看不惯当时张芝等人成为“超级偶像”，人人争相模仿的状况，坚持认为写字只是“雕虫小技”，字坏也不妨碍治国，因此专门写了一篇《非草书》来批判，而正是从赵壹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当时已经出现了群众性的书法热潮，证明书法已经脱离其实用性，正在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
电影落幕，精彩程度令人惊叹，如书中这一章节的结尾所写：“东汉末年，以张芝为代表的草书将书法引向了艺术的圣境，书法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开始深入人心；在这关头，汉灵帝刘宏不小心推了一把，成就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次历史性狂欢；赵壹则写了反书法反艺术的《非草书》，却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第一篇艺术批评文章，完善了书法艺术的文化认读体系，成为书法理论史上不朽的著作。就这样，张芝、刘宏、赵壹，一个遗世独立的文人，一个昏庸的皇帝，一个碌碌无为的小吏，他们作为中国书法艺术诞生的亲历者，见证了从汉字书写到书法艺术的历史性跨越，给我们留下了这些精彩的故事和宝贵的财富。”
“爱犯傻”的大师顾恺之
正是在如此生动的故事讲述中，《宣纸上的中国》将中国书画史写得蓬勃动人。我们可以再举其中一篇《顾恺之三绝》为例，看看作者是如何来写赫赫有名的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
顾恺之对自己的画相当自信。364年，由晋哀帝布施的南京瓦官寺建成，僧众设会，请当朝的官员文士、王公贵族来捐助，士大夫们捐钱没有超过十万钱的，顾恺之一下子认捐了一百万。他闭门花了一个月时间，在庙中一面墙上画了一幅维摩诘像，画完之后，要点眸子，就提出要求：第一天来看的人要施舍十万，第二天来看的人施舍五万，第三天的随意。据说开门的那一刻，那维摩诘像竟“光照一寺”，很多布施者在这神性的光辉中不能自已，面壁呜咽。前来观看的人堵塞寺门，挤满了寺院，很快就募到了百万钱。
但有时太自信了，就会犯傻，会吃亏。据说有一次他要出远门，就把自己满意的画作集中起来，放在一个柜子里，用纸封好，题上字，交给大司马桓玄代为保管。桓玄没忍住，打开柜子，把画全部取出，又把空箱子原样封好。过了一阵子，顾恺之回来了，桓玄把柜子还给他，并说，柜子还给你，我可没动。顾恺之打开一看，画全没了。他竟然毫不怀疑是被人偷走了，而是恍然大悟：“好画能通神，幻化成仙飞走了。就像人修炼成仙一样。太妙了！”
这些生动的故事，都和顾恺之在绘画史上的地位十分契合，它们都意在说明顾恺之绘画水平之高超，且高超之外，“意在传神”。这是中国画在写实基础上的第一次飞跃。由“形象”而“传神”，提出“以形写神”的美学观点，可以看作中国画进入“技近乎道”的境界的标志。这个“神”，正是中国艺术之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