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十多年武侠小说，也看了不少武侠小说。中国的武侠小说，有资格列入一般文学史的，我大致看过。外国的武侠小说，也看了一些；还有一些是未曾看过原书，而仅从文学史的间接评论，知道它的大概内容。我不敢妄谈中外武侠小说的比较，但就我看过的而论，我觉得中外的武侠小说各有特点，我个人更喜爱中国的武侠小说。
中国的武侠小说最早是作为“传奇文学”的一支，起源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时期，算起来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关于“武侠”的记载，则还要早得多。远在汉代，司马迁《史记》中《刺客列传》里的荆轲、聂政，《游侠列传》里的朱家、郭解，就都是“武侠”一流人物。但这些“列传”属于“传记”体裁，并非小说写法，所以还不能称为“武侠小说”，不过，唐代的武侠小说，也颇有受到《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的影响，因此叙其渊源，顺带提及。
武侠小说在唐代藩镇割据时期兴起，这是有其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的。
唐代的“藩镇”可以比作民初的军阀，各占地盘，互相攻伐。因为天下扰乱，藩镇专横，所以人们希望有一种能够替他们打抱不平的侠客出来。“武侠小说”的兴起，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另一方面，由于割据的军阀互派刺客，刺杀政敌。刺客的本领被渲染夸大，演成许多神奇的传说。这也是唐代武侠小说的另一社会因素。
中唐之后，暗杀之风非常兴盛，在“正史”上也可窥见一斑。例如《通鉴》二一五记载说：“（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甃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防备如此严密，想象中的刺客，当然是有神出鬼没的技能了。唐代武侠小说中的空空儿、精精儿就是这一类被军阀所雇用的职业刺客。（我在《大唐游侠传》中所写的空空儿并非唐人小说中的本来面目。我只是根据原小说对他那神奇本领的描写，另外塑造了一个空空儿，赋予他几分“侠”气。唐人小说中的空空儿，说不上有什么“侠”的成分。）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唐代武侠小说中的“游侠”也就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老百姓幻想的侠客，为百姓打抱不平；一种是军阀所蓄养的“游侠”，为军阀当保镖或职业刺客。
后一种其实只是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看门的鹰犬，实在不能称为“游侠”。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是本来依附于军阀，而所做的事情，也符合于当时百姓的愿望，如《红线传》中的红线，以节度使婢女的身份，凭个人的能力，制止了两个藩镇的割据战争。因此，唐代的武侠小说，有进步的一面，也有反动的一面。即在同一篇小说，也是有精华也有糟粕。这是我们在读唐代武侠小说之时，应该善于区分的。
唐代著名的武侠小说有《红线传》《虬髯客传》《刘无双传》《昆仑奴传》《聂隐娘传》等（空空儿、精精儿则是附在《聂隐娘传》中）。《虬髯客传》与《红线传》这两篇尤其写得出色。
《虬髯客传》写隋朝末年，杨素当权，书生李靖，以布衣进谒，愿献治世奇策。杨素傲慢无礼，李靖直斥其非，侃侃而谈。杨素身边一个执红拂的婢女对他甚为注意，当晚李靖回到旅店，红拂便来私奔。二人途中遇虬髯客，意气相得。虬髯客本有争霸天下雄心，后来见了李世民，认为李才是“天下真主”，遂把所积的资产都送给李靖，让他去辅佐李世民统一中国，自己则到海外称王。
红拂、李靖、虬髯客这三个人物都写得非常生动，性格鲜明。后世称他们为“风尘三侠”。但这“三侠”的“侠”的表现，却又个个不同。虬髯客是豪迈绝伦，红拂是豪爽脱俗，李靖则在豪侠之中带了几分书生气。小说中旅舍遇虬髯客一段，寥寥数笔，就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分别（引文及评论见《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一篇）。
“风尘三侠”
红拂作为一个女奴，而敢鄙视权倾朝野的杨素，认为杨素是“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而且毫无顾忌地走出相府（杨素官位“司空”相当于宰相），选择自己的自由幸福。这反映了反封建束缚的要求，是《虬髯客传》进步的一面。
但《虬髯客传》在思想上也有极大的缺点，那就是认为“真命天子”是不可抗的正统观点。试看像虬髯客那样非凡的英雄，见了唐太宗尚且推枰敛手，甘拜下风，不敢逐鹿，自己到海外另辟事业。至于李靖那就更等而下之，只配给李世民打天下了。作者的立场，显然是在歌颂“天子圣明”，维护李唐王朝。
《红线传》的主角“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小说写另一个节度使田承嗣想吞并潞州，薛嵩忧惧，无法可想，红线便自告奋勇，替他去探虚实，一个更次，往返七百余里，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取回为信。薛嵩遣使者送返金盒，田承嗣惊恐非常，赶忙和薛嵩修好，一场战祸，遂得避免。
红线盗盒
小说的主角是个婢女，以奴隶作为小说的主角，在封建社会中确是大胆之作。但写红线是为了对薛嵩“感恩图报”，才去取金盒、弭战祸，尽管这符合于当时百姓厌恶军阀混战、要求和平的愿望，但把一个“女侠”变成了军阀的工具，这却未免大大减弱了作品的价值，也损害了作者所要着意描写的“女侠”的精神面貌。另外，小说中的佛道迷信思想，如说红线前生本为男子，因犯过错，而“陷为女子”，现在为百姓立了这场功德，就可以“复其本形”重为男子等，这也是小说中的糟粕。
我在《大唐游侠传》中曾采用了“红线盗金盒”的故事，但变更了她的婢女身份，同时又把薛嵩写成反面人物，还他一个军阀的本来面目。利用传统小说的人物故事，而给他（她）重新塑造，这是一个尝试。得当与否，还要请读者指教。
唐代的武侠小说都是短篇，如《虬髯客传》《红线传》都不到三千字。在这么短的篇幅中，写故事，写景物，写性格，每一方面都写得很精彩，这确是极不容易的事。从这里也可见到它的艺术功夫了。《虬髯客传》我已举过例子，现在再举一段《红线传》中的例子，红线往探魏城（田承嗣驻地）之后。“嵩乃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不过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落，惊起而问，即红线回矣！”寥寥数十字，写了薛嵩的焦急之情，又写了红线的“轻功”妙技，传神之极！
到了宋代，民间“说书”（讲故事）的风气盛行，民间艺人（宋代称为“说话人”）根据传说编造的故事称为“话本”。“说话人”所讲的故事，大都是英雄豪侠的故事。最著名的《水浒传》中的许多英雄故事，就是宋代“说话人”的集体创作，早就在民间流传了。元末明初施耐庵将这些故事经过艺术的加工和整理，成为现在通行的《水浒传》。
《水浒传》是我国最受重视的文学遗产之一。它是一本写“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小说，把它作为“武侠小说”那是不适当的。但其中一个个的英雄豪侠故事，如“林冲雪夜歼仇”“武松打虎”“李逵与众好汉劫法场”“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等，却都具有武侠小说的色彩。后世的武侠小说，受《水浒传》的影响也最大。所以谈到中国的武侠小说，还是不能不提及《水浒传》。
《水浒传》的英雄已是比唐代武侠小说“侠客”进了一步，他们并非只凭个人的力量，而是结成一股集体的力量反抗统治者。在艺术性方面，人物性格的刻画也远远超过了前人，《水浒传》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宋江、卢俊义、林冲、鲁智深、李逵、阮小二等，各有各的性格，而且都是与他们的出身相吻合的。注意人物出身与性格的关联，这是《水浒传》的一个艺术特点。
但《水浒传》也并非十全十美，毫无瑕疵，和其他的文学遗产一样，它也是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的。它一方面写了农民的起义，一方面又贯穿着要接受“招安”的妥协思想（以宋江为代表），它反抗的统治者只是贪官污吏，却不是皇帝本人。同时它对其他的农民领袖，如方腊、田虎、王庆等诬为盗寇，而宋江等人虽是被迫上梁山，却还是要“替天行道”的。这一个“道”，一方面是替百姓“打抱不平”，一方面又是替“天子”维持正统，所以才有了后来宋江接受招安，替朝廷“征四寇”之举。因此尽管它写了农民起义，还不能说是站在农民立场的。
不过尽管如此，在封建社会中能出现这样一本小说，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同时，它虽然以宋江为代表人物，贯穿了要维持正统的妥协思想，却也描写“下层”出身的李逵、朱贵等人，蔑视皇帝的思想，如李逵几次提出要推倒大宋皇帝，被宋江压下，就是一例。因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水浒传》是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应受重视的作品。
欧洲在中世纪也曾流行过武侠小说，称为“骑士文学”（Romance of Chivalry），西方小说中的“骑士”（Knight）和中国小说的侠客，有相同处也有不相同处，相同处是大家都勇武豪侠，抑强扶弱。不相同处是：一、西方的骑士必定要认定一个“主人”，效忠主人；二、“骑士”的称号，必定要国王或至少什么大公爵之类封予，而中国的“侠士”则是民间尊敬的称号；三、西方的骑士总是效忠君王，维护“圣战”（即为拥护基督教而战），而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侠客”尽管不敢反对皇帝，但也还有许多独往独来、笑傲公卿的人物。因此，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侠客”有很多缺点，但我还是认为，他们要比西方的“骑士”可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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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花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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