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创新——敦煌遗风民族情|画家段兼善

段兼善，1943年生于四川绵阳，1965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为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画院艺术顾问、甘肃省美协顾问。曾任甘肃画院副院长、甘肃省美协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常委。

作品曾参加第四、六、八、九届全国美展，全国首届少数民族美展，全国首届体育美展，全国第三届新人新作美展，全国首国壁画大展，全国丝绸之路美术大展，全国画院双年展等。多幅作品在美国、日本、加拿大、荷兰、泰国、菲律宾等国展出。1996年、1998年分别在中国台湾和日本举办个人画展。

出版有《段兼善画选》《段兼善创作画集》等。作品载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美术集》《中国美术全集·现代壁画集》《中国壁画百年》《当代中国画院》等。作品曾获甘肃省政府“敦煌文艺奖”，甘肃省美展特别奖、一、二、三等奖，并获得过加拿大、泰国和中国香港的一些奖项。

敦煌遗风民族情

雒青之

1941年春，著名画家张大千从成都起身，前往敦煌莫高窟“朝圣”。当他抵达莫高窟时，已近深夜。张大千径直奔向大名鼎鼎的“藏经洞”，他要目睹这传奇的洞窟。虽然万卷石室藏书早已散失殆尽，但是藏经洞耳洞墙壁上唐绘比丘尼像却在手电筒和洋蜡的光照下熠熠生辉，使张大千叹为观止：“不得了！比我想象中不知伟大了多少倍！”张大千专为此画题写：“此莫高窟壁画之白眉也，是士大夫笔，后来马和之得其一二，亦遂名家。辛己九月，蜀郡张爱大千来观，赞叹题记。”

张氏极力推崇的这幅线描壁画，人物、背景极尽线描之能事，却又简洁非常。至诚庄正的二比丘尼神韵楚楚，几欲呼之而出。写真的人物充溢着写意的精神，诚为大手笔，是莫高窟壁画中的精品，它体现了作者心中的至善至美和对宗教的皈依。

这种大敦煌背景下的女性美，二十年后以美术形式，再次在一个青年笔下重现。他，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先生的独子段兼善。他以敦煌风情的少数民族群像给画坛带来了新风。

段兼善绘画作品，浓缩了敦煌艺术神韵，立足现实生活，讴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风情人物，提供了诗情画意的欣赏，为西北画坛之园增添了新的奇葩。通过他的画作，我们重新找回了那已经丢失了上千年之久的，曾光耀于敦煌莫高窟第17窟洞壁上永恒的人性的善美。

1943年，段兼善出生于四川绵阳。父亲段文杰，母亲龙时英。当父亲为艺术而赴敦煌时，他才3岁。段兼善母亲是教员，从此肩挑起抚养孩子和工作两副重担。10年后，段文杰初次从敦煌回来探亲，段兼善已是绵阳三中的学生了，母亲当是他心中的丰碑。

段兼善忘却不了对母亲的回忆：

“我经常和母亲在绵阳的乡间小道上行走。我去上学，她去教书。从1952年到1957年这几年，是我母亲心情最舒畅时期，她找到了工作，她热爱教书的工作，热爱乡村的孩子们。她在石洞乡的好几个乡村学校都教过书，我当时在石洞乡小学上学，上到六年级，1955年考进绵阳三中，她还是在石洞乡教书。当时我的几个舅舅都在成都当工人或干部，有时候放假，母亲就带我到成都去住一个阶段。那个时候，成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当时我认为成都是天下最大的城市。”

母爱，成为段兼善日后美术作品的一个主题，这与他从小的经历不无关系。

1956年，“游子”段文杰回四川绵阳探亲，第二年，携妻子共回敦煌。段兼善的个人生活，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随父母到敦煌的那个时候开始，段兼善便在父亲的指导下临摹壁画。美轮美奂的敦煌壁画，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线描的最高水平。无论是“吴带当风”，还是“曹衣出水”，在敦煌壁画中，都可以反映出来，而线描是敦煌壁画中的物象骨架，是古代艺术家的杰出贡献。

在敦煌的日子里，在父亲的教诲和示范下，段兼善从学习线描开始，一点一滴地体悟敦煌壁画的精微之旨和精妙之处。除了父亲，他还得到了常书鸿、史苇湘等前辈的指点，学习他们的绘画造诣。就这样，在得天独厚的敦煌壁画的氛围中，在良师益友的帮助下，段兼善通过勤苦锻炼，终于使自己的绘画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也为日后的艺术突破打下了基础。他说，在敦煌，使他受益最大的莫过于构图、造型、线描、色彩。古代敦煌艺术家的宏伟构制，表示了天人共处、时空交汇、虚实相一，充分显示古人驾驭繁杂场面的营构能力和特有的审美特征。而线描，总领各方面，是敦煌壁画的精髓。段兼善上百幅众多人物的大场面作品形象刻画生动，构图自然丰满，莫不以线条取胜。

敦煌是段兼善艺术创作的起始点，也是他终身艺术探索的奋斗目标。但是，认识到这一点，在他创作思想上却转过个大的圈子。

1961年，段兼善考入兰州艺术学院美术系。1962年该校并入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段兼善学了4年的中国画，受教刘文清、张阶平、韩天眷、汪狱云、陈兴华、于衍堂、肖树純、陈克健等著名画家。在这4年中，段兼善系统地接受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论教育，并有机会接触了西方美学观点，充实了他在敦煌所受到的启蒙教育。

“文革”后，文艺界迎来了春天。改革开放的成果，首先表现在文艺禁锢链条的断裂。大量的新生事物使生活变得日新月异，各个流派的美术经典作品使画家们大开眼界，人们在一夜之间忽然变得胃口大开，面对如此丰盛的“佳肴”不免生吞活剥。

段兼善也对法国的印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野兽派绘画、德国的表现主义绘画以及美国的现代绘画进行了研究，甚至对奥地利克里姆特、伊贡西勒、俄罗斯弗鲁贝尔的作品也反复进行了研究。他想把外国艺术中的东西吸收到中国画创作中来。在研究中，段兼善发现，现代绘画中的一些流派画家如法国的鲁阿等人，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意味及其粗旷拙朴的画风，恰恰在一千多年前的敦煌早期壁画中就有所体现，如北凉和北魏的壁画，就很有表现主义绘画的意味，而唐宋以后那些精美绝伦的线描壁画，则又是西方绘画所缺少的。经过这样一个对比，段兼善在探索中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仿佛才真正的发现了敦煌艺术的价值，他也才认识到，敦煌艺术的确是东方绘画艺术的高度完美的结晶：“李可染先生曾说过，他们那一代人如果不把齐白石、黄宾虹的艺术学到手，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我现在常常这样想，如果我们当代甘肃的美术家不能把敦煌艺术的精华吸收过来，也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吸收敦煌养料，借鉴中外名家，反映甘肃生活，创造个人风格，这就是我要走的艺术道路。”段兼善认为，敦煌壁画艺术是古代艺术家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外国艺术中的优秀部分而创造出来的民族奇葩。古代的中国艺术家既勇于接受外来因素，又敢于大刀阔斧地改造外来艺术的创新精神，是古代敦煌艺术形成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借鉴敦煌艺术技法的过程中，必须把古人创新精神作为一条主线加以学习体会和继承。

用“豁然开朗”形容段兼善由敦煌艺术求证域外艺术，又从域外艺术反证敦煌艺术，得出敦煌艺术的真谛在于继承和创新的思想顿悟，是颇为恰当的。继承与创新这个大家常常论及的美术创作命题，对段兼善而言，具有极为丰厚的内涵，具有无限的生命力量。现在，再次将国外各主要美术流派的作品和中国各时代名家作品结合起来观察、分析和寻找其中的共性与个性，相似和区别，就有了比较明晰的评判思路。

最使段兼善注目的，是敦煌壁画的时代特征。历史上凡是感人的美术作品无不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精神面貌和时代特征。敦煌壁画之所以有着永久的魅力，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特征和精神风貌。古代艺术家运用卓越的表现技巧，从虚幻的佛教世界中展现出了世俗人间的生活面貌，表达出了各阶层人物的精神世界，这就使敦煌壁画艺术的价值远远超越了纯宗教图解。欧洲文艺复兴也是这样，因而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等人的作品是不朽的。但敦煌壁画似更少一分矜持，更多一分亲切，它离中国人、东方人更近；它所反映的世态人情与政治、军事、经济等人类社会特有的各种形态，更加丰富多彩，因此，它又是世界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一，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和遗产。

有意思的是，当年段兼善的父亲段文杰，就是因为受到敦煌壁画人物画高超技巧的吸引而去敦煌的。段兼善从敦煌壁画中首先感悟的仍然是“人”这个至高至上的题目。在段家父子事业奋斗与艺术创作中，这个永恒的题材始终是一种前进的驱动力。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段兼善所执意追求的目标，他的美术观，以及他那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给予深深的关注。

《迎丰收》是段兼善早期作品，也是他将敦煌艺术自觉融入作品的开端。此画被选入1964年全国美展。

从1981年，段兼善开始系统地借鉴和吸取敦煌壁画艺术手法，将其融合到国画创作中来。十多年来，他创作了数百幅表现甘肃各族人民生活风貌、精神世界以及丝路风情的作品。幅幅作品同时又洋溢着敦煌特色。此外，他还创作了些现代生活中的女性形象，以成功的笔触、色彩及情韵博得人们的赞赏。

1982年段兼善为人民大会堂甘肃厅创作了大型壁画《丝路友谊》，画稿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展，并被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美术集》和《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壁画集》中。此画吸收了西魏和唐代敦煌壁画的艺术手法，表现了丝路上各国人民的交流。场面宏大，气势磅礴，表现出一种黄土高原的文化内涵。著名美术家、美术评论家吴作人、王朝闻、叶浅予、张仃、黄胄等人对这幅作品给予好评，叶老的评语是：“这样的壁画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完成的。”

《六月花儿会》是段兼善代表作之一。这幅画以甘肃莲花山“花儿”盛会为题材，吸取敦煌壁画夸张变形手法和质朴淳厚的构图用色，以优雅明快的笔调描述了这一场面，表现了作者的功力。这幅画在北京展出后，被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藏。作品《丝路群英》被选入首届全国中国画展。

此外，他参加的第一届全国体育美展的作品《香浪节》；参加全国美协主办的青年专题美展的《品茶》《小骑手》《惜别》《桃花会》《溪畔》和参加“甘肃十人中国画展”赴京展出的《采花节》《涅槃》《套马》等作品；被中南海收藏的《晨妆》，以及在中国台湾地区展出的《淘青稞》、日本展出的《石窟魂》《飞天颂》等等，都是极具敦煌风味的佳构。

1996年段兼善一部分敦煌壁画摹品和部分创作应邀在台湾台北、台南、屏东、金门等地巡展，受到台湾观众的好评，台湾多家报刊报道。主办方专门出版了《段兼善画集》。

1998年2月，“段兼善画展”在日本东京举行，《段兼善访日画展作品集》也在日本东京发行。这本集子汇总了作者少数民族风情画的主要作品。一个个栩栩如生，又融化了敦煌艺术特色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给日本国东京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展出取得了圆满成功，好评如潮。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出光美术馆理事山根有三，新华社东京支局支局长刘文玉为画集作序。美术评论家矢所赋做了评论。平山先生说，段兼善的画展正是介绍了把散布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产一直保持下来的这些民族的生活风景以及风土人情。池田先生认为，段兼善是非常年青有为的艺术家，从他那栩栩如生、色彩鲜艳的笔法中，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形成的背景与源流。山根先生说，段兼善潜心钻研敦煌艺术，从中学到了古典绘画技法，走出了画家艺术创作与教学并行的独特之路，其作品恰如其人，率直并充满热情，同时有着超越民族，超越国境，激起人们共鸣的感染力。

段兼善通过长期的敦煌艺术研究与实践，发现在长达1600米的古代洞窟里并没有一处悖于现实的人物形象，恰恰相反，无论天上人间，从佛菩萨到国王、供养人、直到仆厮奴婢，都是真真切切的活生生的人。这，就是敦煌艺术之所以千百年来吸引世人的根本原因。而描写人，写人的真善美，也就成为段兼善美术创作至皋。

段兼善幅幅作品，通体流布着作者对描述对象的无限善意的注目。人性中的劣点、缺弱在这里已经不复存在，人的善良与美德升华为上，充溢画面。现实中的民族人物竟然与千百年来的佛国中至善至美的人物合二为一。没有宗教的诠释，没有教条的演绎，然而人的灵魂确实受到了一次洗礼，这，就是段兼善作品之所以打动我们的根本原因。只有具备了这个前题，美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才谈得上现实主义因素。

段兼善作品对人的精神的刻画，并非通过抽象手法而达到，他的笔下的个个形象饱满的人物的“塑造”成功，得力于其扎实的基本功，特别是流畅生动的线描能力。在这方面，又是敦煌壁画的造型手段给段兼善以神奇的力量，当年面壁练就的线描本事，成为现在勾勒民族人物群像的最佳保障。

如同敦煌壁画展示了一千多年间十个朝代的“人”的风俗长卷，段兼善在他的上百幅作品中“敦煌式”地展现了中国西北、西南十数个少数民族画卷。我们之所以采取“敦煌式”这个杜撰名词，只不过是强调他的作品鲜明的敦煌遗风而已。

真的，段兼善作品充满了敦煌壁画的情韵，这决不是说，他的画只是具有“敦煌式”的画面背景。如果是那些，谁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也就难以形成自我风格。段兼善作品不光背景是敦煌式，而且人物形象、用线用墨敷彩，都汲取了敦煌壁画中的优秀传统，最最重要的，是人物的性格描述，却是纯然现代的，而非敦煌的、宗教的。我们看到的决非“佛传”中的世俗化人群，也并非“供养人”和他们的奴役对象仆厮使女那种特有的“众生相”。段兼善笔下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幼，是祖国少数民族里面一部分写真。是当代少数民族的一个具象画卷，作者画出了这些平平凡凡的人的真实生活、劳动娱乐场景，尽管充满了诗一般的爱心去画，却不曾留给人有一丝一毫虚伪和造作，也许现实生活中并非像佛国的理想世界那样和谐与完美，可是段兼善作品中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分明是一种至善至美，而观众也完全接受这种情绪，这就是段兼善作品图式的独具匠心之处。

举例来说，他的访日创作画集首页所载作品《阿里藏族少女》，那两个纯洁、天真、俊俏的藏女，不由使人联想起敦煌17窟著名的比丘尼图来，但是，有谁说，这两幅图具有一样的情调？换言之，这两幅画雷同吗？回答是绝然相反。凡是见过那幅比丘尼图的，恐怕永远忘不了那两个比丘尼在宗教特色氛围下的目光与神色，虽然是同样的纯洁、天真和俊俏，藏女和比丘尼的精神世界判若天地。段兼善作品人物形象的特点由此略见一斑。

近二十年中，段兼善从敦煌壁画的斑斓丰富的色彩关系中寻得另一种启示，中国画可以以水墨为主，也可以强调色彩的作用。他尝试墨彩并举，推出了一批色彩浓重响亮、明快清新的山水人物画作品，并在兰州举办了个人画展。其中《高山牧场》《水丰草绿》《天鹅湖一隅》《我与飞天舞太空》《唐人教学图》《唐人婚礼图》《敦煌古市》《净土》等打动人心的佳作。段兼善的色彩系列为他的创作征程，涂抹了一笔亮丽的浓墨重彩，与他的《邓小平视察莫高窟》《敦煌奉献者》《金沙碧月谐千年》等一批水墨画相得益彰。

当然，这并非说段兼善作品本身尽善尽美，怎样把敦煌图式和自己作品图式完全融合在一起，得心应手地创立出属于自我的“自由世界”，恐怕还得假以时日好在段兼善善于反思，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对自己的创作要求也比较严格。他从1982年为人民大会堂甘肃厅创作壁画《丝路友谊》和1983年为兰州饭店创作壁画《敦煌伎乐》和《丝路新风》（画稿参加了全国壁画大展并入选《中国壁画百年》画集）之后，就开始在中国画创作中借鉴敦煌，进行探索，希望找到一条新的路径。几十年来，也创作了一批作品，但他自认为能看得过去是少数，大多数作品还不理想。他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对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和敦煌艺术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还缺乏深度和广度。对敦煌艺术在构图、造型、线描、色彩等方面卓越的艺术技巧缺少足够的领悟，对敦煌古代艺术家兼容、现实、浪漫和独创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胸怀和品格还缺乏全面的理解。以后要强化对传统艺术的吸纳和借鉴，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要多加观察和思考，努力去发现美和表现美的境界。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思维的结合中，做好创造性的转化和创造性的发展，争取创作出一批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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