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在农历中，一年的最后一天叫“岁除”，那天晚上叫“除夕”。除夕之夜，家家户户通宵不眠，形成了祭祀祖先、贴门神、贴春联、贴年画、挂灯笼等守岁习俗，流传至今。在历史的长河里，总有一些“追求个性”的人，在除夕这天选择不同的方式辞旧岁迎新春。比如有诗人在这一天祭诗，有喜欢墨的收藏家在这一天祭墨，甚至有藏书家在这一天祭书。他们为传统的节日增添了些许不一样的色彩。
1 除夕之夜贾岛祭诗 黄丕烈祭书
唐朝的除夕，家家户户烧香、设贡品祭祀祖先神灵，但有“诗奴”、“诗囚”之称的贾岛却独立特行，迥然不同常人。他从来不祭祀神灵、祖先，而是祭祀诗。元朝学者辛文房撰著的《唐才子传》里记有贾岛除夕“祭诗”的一段佳话：每至除夕，贾岛“必取一岁之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终年苦心也。’”
除夕之夜，焚香而拜上一年的诗歌作品，可见贾岛对诗歌的钟爱与执着。不过，留下了“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经典诗句的贾岛，在仕途上却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荣耀。
贾岛（779—843），唐朝河北道幽州范阳县（今北京房山）人。贾岛童年时家境极为贫困，十二三岁时为生活所迫，和堂弟（即后来的无可诗僧）离开故土。贾岛后来在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法善寺剃度为僧，法名“无本”。他虽为僧，并不潜心佛事，却留恋诗书，诗歌创作有所成就。
不久，贾岛云游到了洛阳，后又来到长安。在长安，喜欢写诗的他分别两次冲撞了两位地方官。其实他这有“碰瓷”攀附精英之嫌：一天，他吟咏着“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古诗，骑着跛驴，冲入长安“市长”刘栖楚的仪仗队中，刘栖楚是著名的酷吏，把贾岛当成疯子，喝令拿下。贾岛为此在牢里呆了一天一夜。
第二次冲撞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一天，他吟咏着“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的诗句，冲入大诗人、权知国子博士韩愈的仪仗队。韩愈没有计较贾岛的无礼，听了他的诗句后，建议他把“推”字改为“敲”字。从此，贾岛获得韩大人的赏识，成为其家座上宾。因为赏识其诗才，韩愈劝他还俗，而且推荐他参加进士考试。
长庆二年（822年），43岁的他终于考中进士，但因为权贵说他是“僻涩之才”而“无所用”，未得到官职。长庆四年（824年），韩愈去世。贾岛从此更加郁郁不得志。不久，贾岛和其他九位举子被扣上“举场十恶”的罪名，贾岛被赶出了长安。
后来贾岛因为诗歌才华，来到四川剑南道遂州长江县（今四川蓬溪县）任主簿，任职期间，贾岛依然手不释卷，日夜读书写诗。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62岁的他被调到了普州（今四川资阳市安岳县）任司仓参军。过了三年，贾岛逝世于普州。贾岛死后，家里一文不名，全部财产只有一头跛驴和一把古琴。
贾岛除夕祭诗的“惊世之举”，到了明末清初被一位收藏家发扬光大。他就是周亮工，只不过他不是祭诗，而是祭墨。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号栎园，又有陶庵、缄斋等别号，周亮工在南京长大，但他的籍贯在河南。周亮工是明崇祯十三年的进士。周亮工对诗文、篆刻无所不精，尤其是他的《读画录》以诗论画独步一时。其所藏图书、字画、砚石、古墨、铜器都很丰富。在众多的收藏品中，他对古今之墨情有独钟。他创制的“赖古堂写经”墨，当时就出类拔萃。周亮工喜欢在除夕，遍邀同道好友人，举办“祭墨之会”，品酒赋诗祭墨。吴伟业《梅村诗集》中记载：“尝蓄墨万种，岁除以酒浇之，作祭墨诗。”
清顺治四年（1647）除夕，周亮工在福建邵武，邀请了篆刻家程邃、胡玉坤与匡兰馨为“祭墨之会”，并写下了“下榻怀人同拜墨，登楼无客对推书”的诗句，在诗中周亮工有注曰：“客岁此夕，胶西匡九畹、黄山程穆倩、秣陵胡元润宿予衙斋，为祭墨之会。”
到了乾隆年间，还有一位诗书如命的收藏家，在除夕祭书。他就是黄丕烈。黄丕烈（1763—1825），江苏长洲人。他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考中举人。后被任命为六部主事。黄丕烈厌倦尔虞我诈的官场，于嘉庆六年（1801），辞职回家，专心治学、藏书。
黄丕烈所藏的古今善本、秘本、珍本极为丰富，因为他特别喜欢宋本书，自号为“佞宋主人”。他所藏宋版书达100多种，专辟一室为“百宋一廛”而藏之。书是黄丕烈的命根子。每当他得到一本好书、奇书、善本，他便征图、征诗，日积月累，编撰成册。他常自称为“书魔”、“痴绝”。他父亲逝世那年，家里发生火灾，财物尽毁，但他依然热爱藏书。他曾经说他生平没有其他嗜好，只是嗜好藏书而成癖。
黄丕烈每当得到一本好书，一定要写一跋，甚至写二跋、三跋、四跋、五跋，或者校勘文字，或者辨别版本，或者详述收藏源流，或者评论该书的得失。其题跋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喜谈藏书授受源流和得书的经过。黄丕烈的这些藏书题跋，具有丰富的文学情趣和史料价值，被人称为“黄跋”。
不过，到了晚年，为了谋生，黄丕烈不得不转身为书商。他在苏州城内的道教圣地——玄妙观前开设“榜喜园书铺”，以销售书籍。一时间，书商、藏书家云集。除了为藏书征集图画、诗歌和题跋，他还在每年除夕祭祀图书。他之所以祭书，那是因为他为了生活，不得不忍痛割爱，把书籍卖给别人，犹如生离死别一般。
据沈士元的《祭书图说》记载：黄丕烈从1801年至1811年，每年于除夕夜在“读未见书斋”，备好酒肉祭书。1816年的除夕之夜，他又在“士力居”祭书。这两个阶段的祭书，他都叫来画家、诗人，绘图题诗纪念。当时有一名姓吴的画家，为其祭书题画，常落款为“道子孙”。黄丕烈的《祭书图》中题诗很多，其中他的女婿钱大昕以及书画家瞿中溶的《祭书第二图》有三首绝句留存于世。其中一首是：“祭书图作后先论，妙绘同逢道子孙，叹我风尘沦落久，奇书空向箧中存。”清代诗人叶昌炽有诗曰：“得书图共祭书诗，但见咸宜绝妙词。翁不死时书不死，似魔似佞又如痴。”
2 胡适除夕指导罗尔纲
1930年7月，广西贵县的青年罗尔纲（1901-1997，太平天国史学专家）从上海中国公学文学系毕业了。毕业后，他成为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的助手，帮助胡适整理其父胡传的文稿，并向胡适学习考据学。
1930年，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回北京居住，罗尔纲也随同前往北京。根据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中的记载，1931年2月16日，农历庚午年的除夕，罗尔纲跟着胡适从上海到北京没多久。胡适怕罗尔纲思乡心切，便把他叫到书房，询问研究的情况。罗尔纲告诉胡适，他在大学期间，对中国先秦史做过一些研究，写了一篇论文，题为《春秋战国民族考》。因为大学毕业后担任胡适的助手，白天比较忙，只好在晚上对这篇论文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打算写一部《春秋战国民族史》的专著。罗尔纲还把该书的第一章、第二章拿给胡适审阅。
胡适认真地看了后说：“你根据的史料，本身还是有问题的，用有问题的史料来写历史，那是最危险的。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劝你还是研究近代史吧，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
胡适的这几句话，点醒了罗尔纲。1931年秋，罗尔纲因母亲生病回到家乡，回家后，罗尔纲计划过完1932年春节便北上。但在除夕那天，罗尔纲族兄国香因被任命为贵县初级中学校长，族兄便约罗尔纲帮忙招收新生，同时还留他在学校里做教员。罗尔纲就暂时留在家乡，教起了初中国文。这时罗尔纲开始接触太平天国的历史。1933年春，罗尔纲在广西贵县当小学教师，同时兼任贵县修志局特约编纂，担任太平天国史部分编纂工作。罗尔纲在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伪谬的地方，他把那些假的、错误的史料，进行了去伪存真的工作，然后再进行研究。1934年，罗尔纲再次回到胡适身边做学问。
20世纪50年代，罗尔纲从辨伪问题开始，写下了关于太平天国史的代表作《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后来罗尔纲成为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术权威。
3 梅贻琦正月给三对新人证婚
西南联大在云南省昆明存在八年之久，当时众多国内知名教授们也在这里度过了八个春节。其中，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春节最为独特，在1943年的正月，他连续给三对新人证婚。
根据梅贻琦的日记记载，1943年除夕（2月4日），梅贻琦家里准备了牛肉、羊肉和饺子，请来几位亲朋好友及其子女和几位同事，到家里聚餐。
正月初四下午三点，梅贻琦参加了徐毓枬、姚谷音的婚礼，并为他们证婚。徐毓枬是谁？如今很少人提及，但在当时，他却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徐毓枬(1913-1958)，江苏无锡人，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他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生。1940年，徐毓枬从剑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来到西南联大任教。1949年，他编写了一本名为《当代经济理论》的小册子，这是当时国内唯一一本用规范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写作的教科书。徐毓枬还是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早翻译者，这本书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印刷出版。
就在为徐毓枬和姚谷音证婚完毕后，当天晚上六点，梅贻琦赶去为宋汝纪和吴浦月证婚。吴浦月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妹妹，吴晗当时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而吴浦月的丈夫宋汝纪是经济学家。根据梅贻琦的日记记载，这对新人的婚礼比较隆重，来了六七十位宾客，大约花费了1万多元，梅贻琦认为这场婚礼太奢侈了，实际上可以节省一些的。
不过，梅贻琦有所不知，吴浦月的幸福来之不易。吴浦月读小学时，父亲便把她许配给义乌县一位王姓地主家的独生子。正在北京学习的吴晗写信给父亲表示反对。但父亲不肯退婚。吴晗没有气馁，当吴浦月小学毕业后，他从北京回到老家，带着妹妹去了杭州，让她考入杭州女中学习。第二年暑假，吴晗从北京回到老家，邀请妹妹的“未婚夫”来家里做客。王某来了后，吴晗不动声色，让吴浦月和王某分坐桌子的两边，吴晗居中而坐，对他们进行考试。吴晗拿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让他们翻译成白话文。吴浦月很快交卷，而王某只硬着头皮翻译了几句，而且漏洞百出，吴晗把两份试卷交给父亲，说王某配不上妹妹，是个纨绔子弟。但父亲依然不肯退婚。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晗到西南联大教书，他把妹妹接到昆明上学。不久，其父病逝。王家在吴晗的坚持下，无计可施，不得不同意退婚。面对如此曲折的经历，吴浦月和宋汝纪结婚时，作为大哥的吴晗才想要好好操办一下他们的婚礼。
当年的正月初十正好是2月14日，梅贻琦又为一对新人证婚。新郎是娄光后，新娘是喻娴令。娄光后是南开的学生，南开“南敏”排球队队员。喻娴令是人称南开“老主任”喻传鉴的二女儿。喻传鉴是南开中学第一届学生，多年的南开中学教务长。喻娴令从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后，一直活跃在教育战线上。当年，娄、喻的婚礼比较隆重，宴席也是西餐，大概花了一万五千元。宴会结束后，大家去看了他们的新房，梅贻琦因为身体不舒服，就提前回家了。
4 十多位教授除夕在闻一多家打麻将
就在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忙着证婚的那一年春节，西南联大的其他教授们也在为春节忙得不亦乐乎。据浦江清教授（1904-1957，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无涯集》记载，1943年春节，他和朱自清等同事，吃了年夜饭后，众多教授们围在一起打了一夜的麻将。
1943年腊月二十九日（阳历2月3日），当年有“清华双清”之称的朱自清和浦江清开始商量如何过春节。第二天大年三十上午，朱自清请浦江清吃了烤年糕。下午，浦江清和西南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同事们在一起包饺子，当天的年夜饭就是吃蒸饺，还有两碟菜和少许美酒。因为菜太少，闻一多送来了一碟鸡肉、一碗萝卜球，这让大家非常高兴。
吃完年夜饭后，大家兴致勃勃地聚在闻一多家打麻将，他们一直打到天亮才回家。这次除夕麻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们几乎都参与了，这或许是历史上学历和知识水准最高的打麻将名单：浦江清、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魏建功、胡适、杨振声、刘文典、闻一多、王力、唐兰、游国恩、许维遹、陈梦家……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闻一多的助手何善周给大家安排了丰盛的美食：早餐是煎饺，午饭是烧肘子、炒猪肝、冰糖白果等。吃完午餐之后，浦江清等人兴致不减，又打了一天的麻将，直到天黑后才散去。
两年后，闻一多又度过了一个极有意义的春节。1945年2月，西南联大学生“悠悠体育会”组织了“联大路南旅行团”，去石林附近的尾泽乡旅行，请闻一多教授参加。听到这个消息，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闻立雕以及闻一多的好友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宗璞）、冯钟越也缠着要去。正月初二（2月9日），闻一多带着这四个孩子等人开始了路南（路南彝族自治县）之行。正月初三开始步行游山逛水。他们先去石林，再寻访瀑布大叠水、小叠水。在路南，闻一多等人逛了龙潭庙会，和彝族人民举行同乐会（联欢会），看了彝族人民表演阿细跳月舞等节目。那些绚丽多姿的民间艺术，深深地打动了闻一多。回昆明后不久，他便用联大剧艺社及昆明文协等文艺团体的名义把少数民族歌手接到昆明演出，盛况空前，轰动一时。
这次旅行时还有个朗诵会。大家在尾泽小学的操场上围一个大圈，闻一多先发表讲话，接着大学生们朗诵诗词。完事之后，学生们给闻一多照了一张相片。这就是人们最熟知的闻一多口衔烟斗照。
补白 鲁迅怎么过春节
鲁迅早年是不重视过年的。他的日记里，每到过年，都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不仅是他，即使许广平女士，也曾说过：“向来，我们无所谓元旦，也无所谓节日的……总是随随便便地度过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鲁迅不重视过年。
1927年是鲁迅比较惨淡的一年。1926年离开北京后来到厦门，呆了三个月又去了广州。在这年春节三天前的日记中，鲁迅写道：“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六尾。”大年初一，他又写道：“广平来并赠食品四种。”这一年春节前后，许广平几乎每天都到鲁迅那里去，对鲁迅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
1928年春节，是鲁迅与许广平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在上海团聚的第一个春节。年前、年后几天，除“同三弟及广平游市”并逛书店，以及与友人往来应酬外，鲁迅还以看电影作为过年的庆祝方式，而且接连看了三个夜晚。
1929年临近春节，鲁迅虽然仍以逛书店、看电影为娱乐，但仍然给许广平买了礼物。鲁迅“往内山书店”，在书店“得《草花模样》一部，赠广平”。过年时，鲁迅还描摹“草花模样”的日文休闲画册送给许广平。除夕当晚，鲁迅邀来柔石，与周建人两家同吃年夜饭。
1931年和1932年春节，由于淞沪战事爆发，鲁迅都是在避难中度过的。1933年春节，形势稍微平和一些，年底又得来一笔及时的稿费，鲁迅很高兴，所以对过年格外珍视：“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为庆贺除夕，由许广平“治少许肴”，特邀老朋友冯雪峰到自己家吃年夜饭。饭后，53岁的鲁迅兴致甚高，“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鲁迅原本很讨厌爆竹，更不燃放。这次却带着四岁的海婴，爬上四楼楼顶，一连放了十多种烟花爆竹，在他坎坷的一生中，实属罕见。这是因为，他觉得对孩子来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
1934年春节，鲁迅给三弟周建人家送去火腿和玩具；正月初一收到母亲从北京寄来的一盒糟鸡和九件玩具。大年初二，鲁迅写了一篇《过年》，充分肯定了过年及其习俗，对人们过旧历年表现出的“格外的庆贺”，“比去年还热闹”，“比新历年还起劲”。在文章末尾，鲁迅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炮，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炮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1935年春节，鲁迅兴致更高，除夕之夜他写信对友人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大年初一又写信给另一位友人，说自己“今年却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
1936年春节前后，鲁迅写了六封和过年有关的信。他给母亲写信说：“上海这几天颇冷，大有过年景象，这里也还是阴历十二月底像过年。”他也邀请萧军“在旧历年内，邀些人吃一回饭”。大年初六，他邀请黄源“往陶陶居夜饭，并邀胡风、周文二君，广平亦携海婴去”。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春节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