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最初是口头文学，始于埃涅阿斯史诗，内含丰富神话与传说，原始的集体思想在史诗中形成其世界观。之后，这一最早的口传文学落成文本，使其得以拓展心理维度与戏剧性维度。随之产生悲剧与小说。
而中国文学，有着七八个世纪的官僚性文书基础，后者乃由史卜官从主导国家的日常占卜简稽中作出，当起被编纂成刘勰所说的带有“伏羲卦之宇宙含义”之经典时，便成为中国作者文学的基石。
它毫无口头文学的痕迹，毫无神话痕迹。以此为基石而建的原始文学，其诸子们不作任何“宏大叙事”。
神话并非在中国缺席，但是，它的存在被排除在文学之外，只是支离破碎地被传统继承。
幸而这些碎片相当丰富，但完全散落，偶尔作者们会想起来去捡拾。如屈原的《天问》。所有这些不同时期的珍贵文化信息，被收入无名氏编辑而成的一本百科全书，名为《山海经》。
该集原说有二十二卷，现为十八卷，前八卷成书于汉以前，其余四卷成书于西汉。它尤其证实了在中国文学诞生之时，所有一切由口诵传统传承而留存的群体思维作品，被后来的意识形态所弃绝。因此没有史诗，没有任何可能产生戏剧小说的萌芽。
中国文学对于互为文本性的重视
与仅适用于即时交流的口语通俗性相反，以文言字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去发现事物超象之理，是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模块。
源自占卜的表意文字秉承了这一力量，经典里表意字的揭示功能通过“正名”原则而落实，这一原则在孔子编修的《春秋》中尤受重视，使《春秋》打造成“微言大义”。此后，根基于表意文字之典籍的作者文学，将文言字的力量遍及宇宙。
中国文学修辞学的关键乃体系化的互为文本性，通过引文、古典等办法，各作者的文章互相交流，与西方另置注的做法不同，中国文本承继传统将注与疏同置，这是中国文言互为文本性的结果。
中国作者所追求的绝非以最个人化的方式表述自己，而是通过透视甲骨文启示性之光下所显示的现象，去发现事物最精细的意义。其特性就在重现这透视的能力，而非其话语的个性化，个性不是自身能寻求的，它由那透视能力锤炼而成。
表意文字使得创造要困难地多
互为文本性丝毫不影响郭象、朱熹、王夫之们在写作中加入自身才气的所有力量。而正是这里，才气不足的中国思想家就露馅了，因为他们靠着互为文本性，用不着去重新思考所接触的问题。
西方思想家，他们很容易也几乎是任意地重新将事物概念化，因为拼音文字将概念从其根据最初词素结合层次而形成的原先结构中剥离出来。比方说，笛卡尔关于“idée”的概念与柏拉图关于eidos（即idée）已无甚相同；而黑格尔则给自己随意创造了国语雕琢的“Aufhebung”（扬弃）概念。
对用文言思想者而言，表意文字的粘着性使概念的创造要困难得多。文言字汇特别有内聚力的字族（因为汉字的形旁和声旁比表音字母含义要深得多）不允许轻易组合成新思路。文言思想者创造概念的通常途径应该是创造新字，而文言字的创造本来是通过书卜官的作业，由中国文化集体智慧而造，并非由个人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