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者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内看展品。

大约在一万年前，黄河中游地区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

位于黄河中游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地。1921年，考古工作者在仰韶通过发掘首次证实了中国历史上曾存在着发达的石器文化。此后的100年里，考古人以仰韶为起点，开始探究“我们究竟从何而来”“国家如何兴起”“中国文明何以起源”等诸多问题。

中原地区地处中国第二阶地向第三阶地过渡地带，多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多样条件。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处在文明起源的前夜，但为文明起源奠定了基础。

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专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指出，中华文明的基因早在万年前就开始孕育，彼时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的种植差异奠定了后续文明发展的基础。

史前文明的时空框架

尽管在发现仰韶村的石器、彩陶后，西方考古学家、探险家又在中国其他不同的地区发现了石器，但在当时这些石器和陶器尚难以被证

明是本土产物，西方考古学家即断定“中国文明西来说”。

此后的几十年里，通过实证回击这一说法成了当时中国考古学者们不言而喻的目标。但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考古仍在起步阶段，人员和研究能力难以跟上。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龙山镇的龙山文化以及同期在安阳殷墟被证实的商文化都未能消除“西来说”。

转机出现在1931年。这年，考古工作者梁思永留学回国后参与了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工作。也正是在这次发掘中，他发现了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冈三叠层”，即遗址内发现了著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由下而上的三层堆积关系。这表明，在地层上，中国历史由史前到历史时期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发现，精准地回击了中国文化西来一说。

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的彩陶盆，这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标志型器物。摄影/滕言妍

1945年，考古学家夏鼐在对甘肃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深入研究后，推测文明应该是自东向西传播。此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在中国黄河流域的新疆陆续发掘出了大量彩陶，结合此前在仰韶发掘的彩陶，这让“彩陶非由西而来”的推测有了实证——新疆彩陶是东方黄河流域西进的结果。

学界把仰韶文化认为是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关键时间点。在其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山西临汾陶寺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彼时考古界对仰韶文化的认知。

1953年，西安半坡遗址被发掘，经考证发现这是一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李新伟向《中国报道》记者介绍，西安半坡遗址全面展示了仰韶文化早期聚落的面貌，为社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

此后一年，历史学家尹达就提出，新石器时代不同系统的文化，在一定条件下逐渐形成中国古代史上的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文化。在学界看来，尹达的这一推断明确了史前时代的文化格局和历史时期多民族一体国家的联系。

采访中，李新伟也向记者表示，通过考古史料的分析可知，在史前时代，“多元一体”的基因和“分久必合”的大势就已经形成，“中国”的雏形也从史前时代开始出现。

以1977年发掘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为例，李新伟说，距今8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和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都分布在中国河南省，并以河南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发展。

从1949年至1979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达六七千处。李新伟把这30年概括为考古学界的资料积累和理论探索期，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也是在此期间基本建立。

夏鼐在1959年发表的《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为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技术层面上，沿用至今的碳14测年技术也在这期间得以应用，成了当时极为重要的考古勘测技术。

文明曙光初现

现有的史料考证显示，距今15000至6000年，各地区就已经完成了新旧石器过渡、农业起源和形成即社会复杂化的初步发展。

在中原地区，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早期，农业获得初步发展。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8000多年前村落和公共墓地，出土了较大数量的炭化稻，这些稻米绝大多数可以认定为人工栽培稻。水稻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稻作起源研究一直是中国农业考古学重大课题，以前发现的古代稻作遗存大多在南方。这至少说明，那时候水稻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作物。

贾湖遗址的少数墓葬随葬七孔骨笛，这是目前世界上所见年代最早的笛子，有的骨笛经测试可吹奏接近七声的音阶，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且音乐性能最好的管乐器，这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贾湖骨笛等发现表明，在距今8500至7000年之间，很多重要的文明因素就已经出现。”李新伟说。

河南舞阳县贾湖出土的裴李岗文化骨笛。摄影/滕言妍

贾湖遗址部分墓葬出土数个龟壳，一些龟甲底部的刻划符号与商代甲骨文“目”的象形字形态相似，不排除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的可能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认为，龟甲的形状，也极有可能表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当时已具雏形。

“除此之外，‘规矩’形骨器、骨笛、酒器，以及排列整齐的‘族葬’墓地等，显示裴李岗时代已出现八卦数卜、观象授时、敬天法祖等华夏文明的核心要素。”韩建业说。

在位于中原文化区与海岱文化区交会地带的6000多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了蚌塑“龙虎”墓。韩建业表示，极有可能就是一幅星象图，与先民所掌握的天文知识相关，被认为将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滥觞期提前了数千年。

李新伟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距今6000至5300年前后为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各地区同步发生跨越式的社会发展，出现以庙底沟类型大型聚落群、红山文化牛河梁祭祀中心、大汶口文化大型墓地、崧泽文化东山村大型墓地、大溪文化大型墓地和凌家滩遗存等为代表的“古国”遗存。

距今6000年到5500年间的庙底沟文化，是仰韶时代最核心、最发达的阶段。它从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核心地区，向周围强力辐射，差不多影响到整个黄河中上游地区。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为庙底沟文化“疯狂扩张阶段”，认为这一文化现象和早期华夏族群的形成与扩张有密切关系。这也是中原文明首次明显地对周围地区形成广泛影响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河南灵宝铸鼎原一带，出现了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集中现象。

考古学家王仁湘将庙底沟彩陶这一时期的扩张，称为“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它的花瓣散向四面八方，抵达甘肃，再翻山越岭，沿着横断山脉的通道，来到了长江上游岷江地区。

“把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各类纹饰分布范围叠加起来，就获得了一张庙底沟文化彩陶播散的整体区域图。庙底沟文化彩陶如浪潮般播散，彩陶所携带和包纳的文化传统，也将这广大区域内居民的精神聚集到了一起。这个范围内的人们统一了自己的信仰与信仰方式，为历史时代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李新伟说。

韩建业认为，庙底沟文化共同体的空间范围，与商代政治地理范围有惊人的相似，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为夏商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可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从“多元”向“一体”汇聚

大约距今5800年前后开始，中原地区逐渐向周围地区施加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到距今约5300年前后达到高峰。这一时期也恰好是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起源、形成的重要时期。

北京大学教授、考古学家严文明在1987年提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位居“花心”的中原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这一时期，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都经历着社会分化逐渐加剧，向文明社会迈进的过程。各区域文明既独自起源、各自发展，又相互交流、相互借鉴，逐渐形成了一些共性特质。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俯瞰图。

李新伟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在生产力较低的史前社会，家庭或宗族内部的协作有效地保证了群体的生存和繁衍，也激发了群体内对于人口和土地扩张的巨大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震荡与融合，将“边缘”不断纳入“核心”区内，并且充分吸收外来文明因素，兼收并蓄，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手段。

“或许为了荣耀，或许为了积累天文、地理和沟通超自然的知识。史前政治精英们游历高山大川，获得了天下视野，竞相在互相借鉴中各自发展。”李新伟认为，各区域社会上层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交流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

“中华文明是在复杂、多元的环境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社会发展后，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上层会前往其他地区学习先进知识。”李新伟说。

距今5500年以前，河南中部郑州地区西半部出现数个大型聚落。近年来发现的距今5300年前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是迄今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双槐树遗址及周围同时期遗址由三重环壕围绕，中心区域有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分布的大型建筑群。这种前后递进、左右对称的建筑布局最早出现在双槐树遗址时期，开启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布局的先河。遗址中还发现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星的形状，出土了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的家蚕牙雕。

随着诸多文明要素在中原地区的汇聚、融合与发展，中原地区文明的曙光越来越亮，开始显现国家的雏形。随着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到来，中华大地开始进入“五帝”传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