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的批评对象是沈从文、巴金、何其芳等同时代作家，钱锺书的批评对象则是古典诗歌。在《谈艺录》中，他把汉代经师注经的方法与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以传统的诗话体，表达一种现代的文学观念。从文本的字、词入手，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涵泳本文”与“通观圆览”相互打通，同时把西方的文本细读与心理分析等方法融入其中，对文本进行立体式的观照与阐释。钱锺书在理论上总结出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人化”特点，自己的批评实践也呈现出这样的特色，“文心”“文气”“肌理”“神韵”等概念常出现其笔下。那种无一字无出处的释读、广阔的中西比较视野和富有个人天赋的直觉感悟，使他的文学批评在学理追求与个性诗情、人文关怀与唯美倾向、厚重广博与灵动细腻之间得到巧妙的平衡。在理论阐释的文字里总是渗透着对人性、人情、人心的深切体察，使人感受到生命的活力、心灵的自由与鲜活的社会人生气息。

与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在当今批评界广受推崇相比，钱锺书的文学批评关注度似乎不高，这与其批评对象有关，也与进入其批评文本的难度有关。其实，钱锺书的文学批评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感性特质与人文内涵的同时，融合西方文学批评的辩证分析，将审美感悟与逻辑思辨、生动形象与辩证深刻等对立方面有机融合在一起，构建起一套开放互动、多元共生，具有深刻学理性与现代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体系。这在传统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化与今天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中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激活传统资源，对当代文学作出富有成效的阐释

上述批评家们不仅在中西文学批评理论的融合上，还在批评本体意识的凸显、传统批评文体的现代改造与现代批评文体的兴起等方面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化尚未彻底完成。新时期以来，在建构文学批评话语的过程中，除了汪曾祺等少数人外，大多数批评家基本上都沉溺于西方的批评话语，传统文学批评在他们的眼中已彻底失去对当代文学的阐释力。于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长时间缺乏“中国话语”和如何建构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国话语”成为一个现实问题。而承传传统依然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