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节令,都有对应的吃食和活动,其中最要紧是吃。清明在吃上似乎有短板,专门应节的吃食,也只有南方的青团尚可说说。但青团较之粽子、月饼、饺子种类的丰富,还嫌太过单调,且普及不广。本来清明与吃很有关系。清明之前为寒食节,寒食不举火,到清明方复热食,怎能不大吃一顿。另外,清明家家出游,也正是野炊的好辰光。或许春来万物萌发,可吃、好吃的太多,反倒没有什么是必须一吃的了。
除却吃,演戏也是中国节令必有的活动,什么节什么戏都是配着套来的。春节有《安天会》、《青石山》这路镇祟除妖、火爆热闹的戏码。端午节的《白蛇传》、七夕的《牛郎织女》、中秋的《嫦娥奔月》,连中元节都有个《目连戏》。
清明有没有应节戏,恕我孤陋,不曾听闻。如果让我给安排一个,我选《小放牛》。《小放牛》里村姑要买酒,牧童说杏花村的酒好。结合杜牧《清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和牧童唱词“三月艳阳天”,这出戏清明演演也算合窑性。
如果《小放牛》是小戏撑不起大场面,那么只好另选一出《打侄上坟》。陈伯愚、陈夫人唱到“三月三日正清明,家家户户上坟茔”,说的就是清明的故事。而且戏中陈大官被这一打最终显扬了,也符合中国戏最终要有个大团圆结局的传统,拿来应节也好得很。
我想也会有人认为,清明节不挑几出鬼戏,总差点意思。网上说清明节和中元节、寒衣节并称三大鬼节。如果仔细考究这三个节,除了中元节要给孤鬼施舍食物外,目的都是追忆先人。把先人等同于一般的鬼,而称清明为鬼节,却无道理。若一定要在清明组织一场鬼戏,按照现在一小戏加一大戏的模式,可以前面来一出昆曲《活捉》,后面全本《探阴山》。《活捉》对中国戏曲精神的把握、身段舞蹈的繁难,《探阴山》包公驱鬼除魔的形象,从戏曲特性和应节戏取义上,二者搭配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惜乎内容与清明无关。
戏剧之外,评书中也有这样两段故事与上坟有关。一段是唐朝薛家将中的薛刚上铁丘坟。一段是讲述宋代呼家将故事的呼延庆三上肉丘坟。两者几乎相同,都是忠奸对决,打死奸臣满门抄斩,后代逃亡报效国家沉冤得雪。前者有袁阔成先生的《薛刚反唐》一部,后者可以听刘兰芳演播的《呼家将》。但若从鬼节上说,这两段无鬼,蕴藉也不够深沉。评书中说鬼,还要数《聊斋》。
据连阔如《江湖丛谈》记载,《聊斋》在评书分类中既不属于袍带书,也不属于短打书,是单门另一类,从清末秀才张智兰下海说书起开始大兴。其后以《聊斋》著名的评书演员有陈士和。陈士和本是北京王府里的厨子,因为爱好下海说书。他有王府的阅历,又兼之勤行接触人面非常广,知识储备丰富,乃享大名。我们现在听到最早的评书资料之一,就是陈士和说《聊斋·梦狼》的片段。这段书据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作为研究北京话的资料,由语言工作者录下的。
陈士和本是北京人,最终落到天津。他的《聊斋》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天津方面组织记录成文本并出版,但因对所谓不合时宜内容删改太多,距其本来面目已远。要了解陈士和的艺术,也只有《梦狼》这一段了。
与陈士和同时代,在北京说《聊斋》著名的是赵英颇,惜乎此公1951年便逝世了,也没给后人留下音像资料。他的弟子齐信英继承他的艺术,1980年代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过《聊斋》文本。
此后,陈士和一脉的评书《聊斋》在天津代有传人,现在最显名者是年逾九旬的刘立福先生。先生在年近九十时,还在茶馆登台说书,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北京评书经过近二十年的沉寂,自连丽如先生恢复茶馆评书以后,王玥波开始演说《聊斋》,北京的评书《聊斋》才不曾断绝。
这二位分别在茶馆演说了《聊斋》中与清明有关的两个名篇。刘立福说《聊斋·阿宝》,王玥波说《聊斋·青凤》。清明节痴生孙子楚遇到美女阿宝,一见倾心,离魂再离魂,死后再还魂,诸多情愫只在清明一瞥。耿去病清明救小狐青凤,再救老狐,一段美姻缘只在清明一点仁心。如果把两人演说的两段故事比较来听,能感到年龄相差50多岁的艺人,虽然都擅长细致地描摹人情世态,但在故事处理方式、语言运用上各有独到之处。也能领略到只有火车30分钟路程的两座城市,评书风格派别上的区别:天津评书平易而生活化,北京评书清健爽快。无关优劣,只有风格不同。
有人说清明节是所有节日里最清净的一个,既收不到祝福短信,也没人问你节日愉快。如此清净的节日,除了慎终追远之外,也不妨看看戏、听听书,找一找清明节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