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红巷,位于长江之滨、黄鹤楼下,在闹市中显得颇为安静。武汉革命博物馆就坐落在这条小巷里。
武汉革命博物馆下辖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毛泽东旧居纪念馆、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起义门旧址纪念馆等革命旧址和红色场馆,是武汉最负盛名的红色文化圣地。
走进红巷,青砖灰瓦的檐墙、苔藓青石的路面、光影摇曳的大树,仿佛都在诉说那段风雷激荡的峥嵘岁月。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
中共五大现场照片(复制件)。
董必武为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题词。
文武兼修育英才
1927年4月4日,一场隆重的开学典礼在武昌红巷13号的操场上举行。阳光照耀,彩旗飘扬,学员们身穿新制服,腰系新皮带,扎着人字形的新绑腿,个个精神抖擞……
如今,这座始建于清末的学堂,依然保留着旧时的模样。青瓦灰砖的建筑中央,悬挂着醒目的红色牌匾,上有周恩来题写的一行大字“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亲自倡议由国共两党共同筹办,1927年3月7日开始上课,4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6月19日毕业,共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800多人。
农讲所的教育方针由毛泽东亲自制定,他聘请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担任教员,其中有“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恽代英、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还有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邓恩铭等。
讲课最多的还是毛泽东,他亲自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并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专题报告。据学员回忆,毛泽东讲课通俗易懂,往往用浅显的例子道出深刻的含义,很受大家欢迎。听了他形象生动的阐述,学员们对农民运动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有了准确的理解,一些混乱思想得以厘清。
农讲所的作息生活完全军事化,半天理论课半天军事训练,学员们要到野外进行作战演习和实弹射击,还要学习炸弹制作等技能。
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7月,国民党宣布与共产党决裂,武昌农讲所也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而停办。
而对于这800多名学员来说,他们的革命之路才刚刚开始。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农运一线,像星星之火撒向神州大地,形成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
披星戴月为革命
从农讲所旧址出来,步行3分钟,就来到毛泽东旧居纪念馆。当年,为便于开展农讲所的工作,毛泽东租用了都府堤41号一栋三合院民居。这是一栋晚清江南风格的民宅,坐东朝西,青砖黑瓦,它既是毛泽东、杨开慧和孩子们的住所,也是1927年5月前中共中央农委机关所在地。
位于前厅左侧的房间,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工作室兼卧室。临窗的桌上摆放着一盏煤油灯,毛泽东曾伴着昏黄的灯光,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2月,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质疑,毛泽东白天外出工作,晚上奋笔疾书写作这篇报告。据当年在毛泽东家照顾孩子的保姆陈玉英回忆,她每天都把灯罩擦得很亮,但过了一晚,灯罩又被熏得焦黄,这说明毛泽东又伏案工作了一夜。
毛泽东住在这里时工作十分繁忙,常在晨曦中走出大门,直到深夜才回家。杨开慧这时正临近分娩,身边又有两个孩子。为了让毛泽东有充沛的精力运筹革命大事,她夜以继日地操劳,根据毛泽东的写作提纲,认真进行分类整理和誊写。
1927年4月4日,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农讲所举行开学典礼,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的三儿子岸龙出生了,可是毛泽东因工作繁忙都没顾得上去看一眼。几天后,毛泽东抽空来到医院,一见面就向杨开慧表示未能早来看望的歉意。杨开慧豁达地说:“不要紧的,你工作忙。我生孩子,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听了杨开慧的话,毛泽东由衷地笑了,抱着刚出生的岸龙,疼爱地看着,并风趣地说:“冇得哪个换掉我的毛伢子去吧!”逗得房间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武昌都府堤41号居住的大半年时光在毛泽东一生中弥足珍贵。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按照党的八七会议指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斗争。夫妻二人分别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1930年11月,杨开慧在长沙识字岭就义,年仅29岁。
暴风雨中挽狂澜
在武汉革命博物馆,收藏着两张珍贵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下方用俄文标记着“1927年4-5月中共五次代表大会”,另一张照片则是与会代表们聚精会神地听取大会报告。这两张中共五大现场照片,是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复制而来,填补了国内党史档案的空白。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位于武昌都府堤20号的国立武昌第一小学召开。这是一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枪声中筹备起来的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等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共产党员。
大会批评了陈独秀右倾错误,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决议案,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夺取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等。面对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中共五大首次明确提出“政治纪律”这一概念,并将政治纪律摆在重要位置,这对后来党的纪律建设影响深远。
如今,这里已建成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馆内根据历史照片还原了当年的陈设。会场主席台上方,从上至下悬挂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照片,左右两侧分别悬挂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党旗及标语,标语上写着“资产阶级叛逆后一切革命势力团结于无产阶级周围”等文字。
纪念馆陈列着中共五大代表使用过的实物及复制品,有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刘少奇在“五卅运动”时期使用的名片、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汇刊、李维汉用过的柳条箱、向警予给父亲的信……这些展品让我们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工作和生活,深刻感受当年革命之不易。
铮铮铁律铸忠魂
一个年轻的政党为何能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中逐渐壮大,最终领导人民开创新的历史纪元?带着这个问题走进中共五大会址旁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当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映入眼帘,心中逐渐有了答案。
这座2019年5月才开放的新馆,整体建筑风格与古朴的红巷和谐地融为一体。馆内展出文物资料405件(套)、历史照片700余幅,全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纪律建设理念、战略方针及主要成果。
这个全国性的重要展馆,为何选址在武汉?那是因为,1927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前身)在中共五大上选举产生。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7名正式委员、3名候补委员组成,王荷波任主席,杨匏安任副主席。陈列馆内,栩栩如生的蜡像再现了这些委员们开会时的情景。
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这一版党章中首设“监察委员会”专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范了党内纪检监察机关的设置和职能,提出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是“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纪检监察体制的首次规定。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诞生,就像一把利剑,承担起维护党的纪律和党组织纯洁性的重任。尽管从成立到废止,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只存在了一年多时间,但已初步形成了一套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基本平行、互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力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模式,为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和实践基础。
执纪者必先守纪。在极端困难和白色恐怖笼罩的情况下,第一届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委员无一变节。其中8人先后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1人在战争年代下落不明,最终只有1人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支纪检监察铁军以自己的行动,履行了对党组织的铮铮誓言,书写了共产党员的无悔忠诚。
本文图片均由武汉革命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