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辽宁省博物馆史上规模最大的特展——“和合中国”与观众见面。展览汇集了全国22家文博单位的400余件（组）藏品，其中一级文物达88件（组），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

此次展览中亮相的仇英《清明上河图》与徐扬《姑苏繁华图》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两幅传世名画同时亮相，有着令人意想不到之妙——两者不仅都带有界画的色彩，而且画的竟是同一座城市。

被文人视为末流却突破审美的范畴

对现代人来说，界画是个陌生的名词。

界画最早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或类似于建筑工程图纸的样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画家在作画时一般需要用界尺引笔以使所画之线横平竖直，“界画”因此而得名。

界画的历史非常悠久，它曾经是中国绘画艺术中一座辉煌的宫殿。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图之”的记载。汉代则有《汉麟阁图》《甘泉宫图》。南北朝时，很多画家参与到佛教建筑的设计绘画之中。当时的陆探微和顾恺之都是界画高手，他们逐渐提高并丰富了界画的技法。唐代“画圣”吴道子能“不假界笔直尺”，徒手就可以画出界画。在这些大画家的推动下，界画的艺术性逐步加强，逐渐脱离了建筑工程图纸的原始形态，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晚唐到宋元年间，是中国界画发展的黄金时期。界画进一步摆脱了作为人物画背景和山水画点缀的尴尬地位，成了中国画的一个独立门类。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明确了“界画”一词。《古今画鉴》中写道：“画有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

自宋代起，中国绘画科目中打头的山水画与打底的界画之间关联逐渐紧密。山水借助界画而完善，界画则依附山水画而发展，两者相互结合，产生了一批独特的作品。许多画家以画山水或人物著称，但同时界画也画得很好，比如“南宋四大家”中的马远和刘松年，元代画家李容瑾、夏永等。

由于界画描绘的对象大部分是建筑、车、船、桥梁，甚至是一些机械装置，使得界画的绘画方式与科学技术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界画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见证。据《宣和画谱》记载，晚唐界画名家尹继昭曾说“隐算学家乘除法于其间”，意思就是画界画是需要有数学基础的。而元代有不少画家同时也是科学家，他们以科学的精谨来对待艺术，在两者之间寻找到平衡点。比如，画家任仁发是水利专家，画家何澄是建筑专家，画家王履是医学专家。

界画讲求工整写实、造型准确。虽然完成一幅优秀的界画十分考验画家的绘画功力甚至科学素养，这一科却一度不为文人所重视，擅长界画的画家显得不登大雅之堂。在经历了黄金时期的发展后，界画逐渐式微。但无可否认的是，历史上那些经典的界画作品形象且科学地记录了古代的建筑、桥梁、舟车，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意义突破了审美的范畴。

《清明上河图》仇英的“逆袭”

大名鼎鼎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社会风俗画。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界画的范畴。张择端在这幅巨作中精细地描绘了北宋汴京城的建筑、舟车及城市生活百态，为后人研究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建筑等提供了非常详实而生动的资料。

《清明上河图》问世后深受历代皇室、官员与老百姓的喜爱，仿摹者不绝。据书画鉴定专家单国霖研究，《清明上河图》现存的各种摹本、异体本和新创本共有117本之多，流传于世界各地，其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远，在中国绘画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实属罕见。

《清明上河图》的仿摹者虽多，但艺术水平参差不齐，其中画技最精湛的要数明代大画家仇英。然而，仇英版《清明上河图》的知名度远逊于张择端版。其实，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也有许多版本，其中，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版本简称为“石渠本”。

据记载，仇英于明嘉靖年间的1542年开始动笔，历时近3年完成了这一浩瀚工程。在《清明上河图》中，他以工笔重彩精心描绘了明代苏州地区的上百个场景和一千多个形态各异的人物。它们既相对独立，又整体融合，可谓一卷百幅，气势如虹。

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并不是对张择端同名画作的简单重复，他并未在画中自题“清明上河图”或“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字样，可见他的本意并非照仿或照摹张择端的作品。尽管在画作的总体构图布局上，仇英沿袭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结构，即从郊外到虹桥、城门、城内大街，再到城外的顺序，但仇英所画的是明代中期的苏州，而张择端所绘的是北宋神宗、哲宗朝汴京的市井风貌。两幅作品的社会背景、内容及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也不尽相同。据考证，仇英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事物与景象几乎都有历史依据可循，并非凭空虚构，而是真实地再现了明代中期苏州地区的“人间烟火”。

事实上，仇英在界画领域有着很高的造诣，他能将界画很自然地与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在《清明上河图》中，他画了多组宫廷楼宇，线条流畅明快，工整细密且华丽端庄，有一种古雅厚实的风趣。

在文人画盛行的年代，漆工出身的仇英凭着自己全面的绘画技巧与精湛的画功，在艺术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笔，与沈周、文徵明和唐寅并称为“明四家”。但他去世后没有墓志铭，也无人为他写传，后人对他的人生经历知之甚少。

《姑苏繁华图》城市进化的写照

此次亮相辽博“和合中国”特展的还有一幅描绘苏州繁华之景的著名作品，那就是清代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

清前期，苏州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乾隆二十七年，即徐扬的《姑苏繁华图》诞生后三年，曾有人赞叹：“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

徐扬是地道的苏州人，他擅长画人物、界画、花鸟。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至苏州，徐扬进献画册，受到乾隆的赏识，被任命为画院供奉。从此，他来到京城，开启了宫廷画家的生涯。

《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全长12.25米，比仇英的《清明上河图》还要长，耗费了徐扬24年心血。在没有照相机的18世纪，他通过这幅作品，真实记录了姑苏的盛世繁华。

据传，徐扬年轻时曾参与绘制苏州地图，他熟悉故乡的大街小巷、民情风俗，对所描画的场景了然于心。在《姑苏繁华图》中，他采用散点透视方法，以流动的视角串联起画面，以青绿山水为主调，将兼工带写、界画技法、西洋透视法三者结合运用，突出人物刻画，以精湛的写实技巧生动传神地再现了清代苏州的人文风物。画面从苏州西南部的灵岩山起，向东经木渎镇，越横山，过石湖，上方山，再掠过太湖北岸，直穿狮山、何山之间，进入巍巍苏州城。再从葑门、盘门到胥门、阊门出城，一路沿着山塘河向西北，最终抵达虎丘山。全画有各色人物12000余人，各色房屋建筑约2140余栋，各种桥梁50余座，各种客货船只400余只，各种商号招牌200余块，涵盖了珠宝、鞋帽、凉席、乐器、盆景和丝绸等50多个手工行业。画笔所至，连绵数十里内的湖光山色、水乡田园、村镇城池、社会风情跃然纸上。

除了充分展示了苏州的喧阗市肆，《姑苏繁华图》还将代表苏州文化的科举教育、戏曲丝竹、婚礼习俗、园林艺术等丰富内容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图中很多场景成为后人研究江南文化的宝贵资料。

《姑苏繁华图》问世后一直藏于清宫。清亡后，被溥仪偷运出宫。抗战胜利后，《姑苏繁华图》流落民间，1948年，由东北博物馆即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如果将此图与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对比起来看，可见不同时代的画家以各自不同的手法与视角分别表现了明、清时期的苏州胜景与人文风情，一座城市的进化史赫然呈现于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