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无尽的，正如“诗无达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而有趣的灵魂是无法复制的。读梵高，最大的意义是解放自己，在他画出的向日葵的金色光芒中，我们都要想一想：如果遇上他那样的困厄，我们将如何开辟人生？

——梁永安《〈渴望生活：梵高传〉导读》

1890年7月27日午后，法国巴黎郊外的奥维尔小镇，一个面色严峻的男子走上小山，坐在一棵树下，遥遥地望着阳光灿灿的麦田，满眼惜别的伤痛。一会儿他走下山坡，踏进热气腾腾的耕地，渐渐举起一把左轮手枪，压向胸部，决然扣动扳机，轰然倒下。四个小时后，他从昏迷中醒来，带着浑身血迹，摇摇坠坠地走回了暂住的旅馆。三天之后，他握着弟弟的手，黯然去世。

他就是温森特·梵高，一个视艺术为信仰，以生命为火把，在暗影重重的人世间负重前行的探寻者。

源自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2017)

他去世于最不该陨落的时刻，他正处于艺术的新起点，他死在三十七岁，绘画生涯仅仅十年，画了864张油画，1037张素描，150张水彩画，其中有36幅自画像，11幅向日葵。终其一生，除了少数绘画圈里的人，公众对他一无所知。然而也正是在1890年初，他卖出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幅画，得到四百法郎。青年美术评论家奥里埃在《法兰西信使》杂志发表了一篇评价梵高油画的文章，热烈赞扬梵高的画作具有“非同寻常的力量和强烈的表现力”。同时奥里埃也痛感惋惜地长叹：

“这位有着一颗发光的灵魂的坚强而真诚的艺术家，他是否会享受到被观众赏识的快乐呢？我想是不会的，与我们当代资产阶级的脾性相比，他太单纯了，同时也太微妙了。除了得到与他志同道合的艺术家的理解，他将永远不能为人所完全接受。”

奥里埃完全没有预计到，梵高身后的艺术生命如悄然掀动的海啸，初始水波不兴，渐渐波浪涌起，迅疾惊涛拍岸，一百余年间冰火两重天。梵高去世后刚刚半年，1891年1月25日，他最亲密的弟弟提奥也黯然离世。弟媳妇乔安娜继承了梵高的大部分画作，她深深沉浸于梵高画作中的熊熊激情，立志一生推广梵高的作品。她在提奥去世后的十年间，举办了七次梵高画展。尽管展览门庭冷落，她依然不改初心。直到第七次，马蒂斯等一众巴黎的绘画大咖前来观瞻，引起公众的瞩目，终于将梵高的泣血之作推向了艺术圈的视觉焦点。1915年之后，梵高的单幅画作售价达到三十万法郎。

1.为梵高写一本传记

那是在1927年春，年轻的美国人欧文·斯通（IrvingStone，1903—1989）来到法国，经友人的推荐，去巴黎的卢森堡画廊参观梵高的画展。画廊展出了梵高的70余张油画，欧文·斯通仿佛踏入灼日之下的宇宙幻境，完全被震撼了。五十五年之后，他还惊叹不已地回忆：

“在色彩的辉映下，就像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照进大教堂一样，波光流泻，色彩斑斓。对于受过意大利宗教画和巴黎寓意画过多熏陶的我来讲，绘画已经成了一种不能令人激动的艺术。然而，此刻，突然间面对着温森特的这个由色彩、阳光和运动组成的骚动不安的世界，我的确惊呆了。当我惊诧不已地徘徊于一幅又一幅壮丽辉煌的油画前时，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整个世界豁然开朗：在人、植物、动物从那富有生命感的大地升向富有生命感的天空和太阳，然后又向下汇聚到同一中心的运动中，一切生命的有机成分都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伟大崇高的统一体。”

也就从这一天开始，欧文·斯通心潮奔流，越来越克制不住一个澎湃的心愿：要为梵高写一本传记。三年后，他毅然决定动笔。虽然他深知自己面对梵高“最为悲惨然而成就辉煌”的一生，有太多需要探索的生命秘境，但他无法离开被梵高“迷住了”的心境，在“几近发狂”的高亢激情中，不分昼夜地写了半年，最后写出了这本42万字的厚重之作。这本书费尽周折出版后，长销不衰，在全球售出各种语言版本将近三千万册。

笔者是在1985年第一次读到欧文·斯通的这本传记，几乎是通宵读完，从此难忘。这次重读这一新版《渴望生活：梵高传》，恍然三十七年过去，竟然正好与梵高的生命长度相等，感叹不已。怀着深深的敬意，细细又读了三遍，书页上画满了橘色的记号，时时感觉以前没有读过这本书，一个全新的梵高从文字的斑驳中忽明忽暗地跋涉，恍若一个不羁的旅者在时光中奋力地寻找，寻找那朵夜空下熠熠闪烁的大葵花，寻找金色麦田中嬉戏的精灵。

他一生在探寻什么？他如何拨开世俗的烟尘，衣衫褴褛而又精神丰足地前行？他如何经受了生存的碾压而不变形？……一切的一切都是巨大的追问，催促着荡人心魄的阅读——不，不是阅读，是对一个滚烫的纯粹灵魂的抚摸，是一次于无声处的漫长修炼！

最动人心魄的是，梵高坎坷情路上的颠沛流离。

源自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2017)

2.在爱情、绘画背后，他最虔诚的奉献都给了谁？

按理说，撰写梵高这位经典大师的生平，应该从荷兰南部的小镇松丹特写起，这是梵高的家乡。然而欧文·斯通并没有沿着这条从小到大的时间线顺向描写，一开篇设置了一个“序幕”，写的是伦敦时期的梵高。

那是1874年，他二十一岁，正在这座大城的古比尔公司伦敦分公司工作，专职推销绘画和艺术品。他虽然年轻，却已经在画商的行业里历练了五年，每个月能为公司卖出去50张画片，是一个颇有商业能力的推销者。但他生活的中心却不在商业，而是爱情——他爱上了自己房东的女儿乌苏拉。她十九岁，芳华四溢，“一触及她那光滑细腻的肌肤，他就心慌意乱”。这太正常了，爱情往往是青年成长的第一课，也是独立体会人性、人情冷暖的修罗场。

欧文·斯通从梵高的爱情入笔，奠定了这本传记的基本逻辑：全书起步于梵高的情感与精神发展，而不是日常人生的流水账。在这部传记的“序幕”中，欧文·斯通把梵高写成一个非常阳光、非常纯粹、非常单纯的青年。他对爱情满怀信心，抓紧时间向乌苏拉表白。他觉得自己每个月能挣五个英镑，在当时的青年中属于收入很不错的人群，能够给乌苏拉一个像样的生活，所以他信心十足地向乌苏拉表白：“只有你做了我的妻子我才能幸福。”他万万没有想到，乌苏拉断然拒绝了他，还说“我订婚已经一年了”。

照片中最左边的女子为乌苏拉

这时候，梵高才发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傻瓜。他愤愤问乌苏拉：“在知道我爱上你的情况下，你为什么居然整整一年都不告诉我？”而乌苏拉理直气壮地回答：“你爱上我难道是我的过失？我无非是想与你做个朋友。”

乌苏拉如此这般的拒绝，对梵高来说是特别沉重的打击。他非常不喜欢自己的画商生涯，因为那些购买复制画片的人都毫无艺术的理解力，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他在伦敦的生活里，真正感到幸福的是每天能看到乌苏拉。他这种儿童般的天性，总是把一切人、一切事都想得非常美好，这使他对乌苏拉的认识失去了真实性，陷入爱与被爱的错觉中。所以在被乌苏拉拒绝之后，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非常灰暗，郁郁愁结。

欧文·斯通用这个“序幕”，拉开了梵高一生的悲剧：他太无邪，把一切人和事都往好里想，不适合活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他就像一个全部打开的大葵花，裸露在世俗社会的霜风雪雨中。这个世界总是让他感到非常意外，当然也非常地失望。

梵高面对乌苏拉的手足无措，实际上是给全书的一个象征性的基调，预示着他这一生会非常坎坷，像一个孩子，奔跑在起伏不平的未知世界。七年以后，梵高又恋爱了，这事儿发生在这本传记的第二卷，他爱上的是自己的表姐凯·沃斯。表姐的丈夫死去不久，梵高感觉自己是“能使凯把那个属于过去的男人忘掉”的不二人选，他“爱凯身上的一切：那紧裹在黑色长裙中的苗条纤细的身材，她到田野上时戴的那顶漂亮的黑色女帽，当她在他跟前弯下腰时他闻见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肉体的芬芳，当她说话很快时嘴巴蹙起来的样子，闪动在她深邃的蓝眼睛中探询的一瞥”。

凯与自己的儿子，1879~80

这和他当年爱上乌苏拉的情形是何等的相似！可是这相似中又有内涵的不同。在这七年里，梵高曾经到矿区担任牧师，在几百米深的矿井下亲身体尝过最底层劳动者的悲苦与绝望。他渴望人间温暖明亮的那一面，而表姐凯是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生活的沧桑使她多了几分沉静，举手投足间散发着成熟女性的从容和暖馨，如一轮明月温柔地滋润着他。这是七年前的乌苏拉完全不具备的气质，

“他现在庆幸乌苏拉那时没有爱他。他当时的爱情是何等浅薄，现在又是何等深刻而丰富。要是他和乌苏拉结了婚，他就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爱情的含义。啊，那他也就永远不能爱凯了！他头一次认识到，乌苏拉只不过是个头脑空虚的孩子，既不优雅，亦无个性。他痛苦了那么些年月竟是为了这样一个小娃娃！而同凯一起过一个钟头，胜过与乌苏拉厮守一辈子”。

梵高对表姐凯的迷恋有一个致命的盲区：凯的成长是优雅的、淑女化的，“她一向着意保护自己的皮肤不受日晒风吹”。就像梵高的妈妈所说：“凯可是生在富贵人家，她一向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在表姐凯的眼中，梵高是个始终长不大的野孩子，“当他沉浸在自己对事物的体会之中时，他就失去了自我控制，又恢复了往日那种激动不安、癫狂可笑的举止。下午那个彬彬有礼的绅士不见了，这个粗野的乡巴佬使她大为惊骇。她只觉得他的感情的迸发是那样缺乏教养，那样幼稚可笑”。所以，在梵高突然“发狂地把她搂到怀里”的瞬间，她因为“恐惧和反感”而说不出话来，立刻用“那双蓝得发黑的眼睛冷冷地瞪着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决不，决不！”

这是女性对梵高关上的第二扇门，这意味着对梵高人生选择的否定。梵高的家族颇为可观，他的父亲虽不富裕，却也是体面的牧师。几个叔伯中有人是荷兰海军司令，也有人掌管着资本雄厚的艺术公司。欧文·斯通在“序幕”中就刻意写过这样一段公司伙计的对话：

“他有什么可发愁的呀？巴黎、柏林、布鲁塞尔、海牙和阿姆斯特丹的古比尔分公司，有一半儿是属于他的伯父温森特·梵高的哪！老头子有病，而且没有亲生子女，人人都说他得把产业分一半儿给这个小伙子哩！”

“有的人就是样样走运。”

“这才说了一半儿。他的另一位伯父，亨德利克·梵高，拥有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大画店；还有一位叔叔，科尼利厄斯·梵高，是荷兰最大的商号的经理。啊呀，梵高家在欧洲可称是首屈一指的经营美术品的大家族哪！有朝一日，咱们隔壁那位红头发的朋友，要掌管几乎全欧洲大陆的艺术哩！”

这“红头发的朋友”正是梵高，多么令人羡慕，前程花团锦绣。他可以文质彬彬，可以衣冠楚楚，可以日进百金，可这个从小就宁愿离群独处的红发少年，偏偏背离了自己的阶层，日益下沉到劳苦大众之中，在英国最荒凉的矿区拿起了画笔，走上了孤独的贫寒之路。他没有任何收入，靠家人的接济维生，而且难以让人看到光明的前景。这样的男人，怎能不让表姐“使劲挣脱身子”，赶紧逃开。

马车与远处的火车，1890

失恋的捶击使梵高夜不能眠、辗转反侧，痛切中他直觉地发现，“自己对绘画的爱远远超过了对凯的爱”。这个二十八岁的苦行者做出了新的选择，去荷兰西海岸的大城海牙，租下一间画室，从此专心绘画。这听上去自由浪漫，但每一分钟都饥寒交迫。弟弟提奥每个月寄给他一百法郎，这些钱他大多用来买画布、买颜料，经常囊空如洗，几天吃不上一口饭。

他最大的享受，是去底层工人聚集的小酒吧喝一杯，在酸葡萄酒的滋润中获得慰藉。正是在小酒吧里，他遇上了生命中最接近于爱情的女人，她叫克里斯汀——一个三十二岁的洗衣妇、站街女，有五个说不清父亲是谁的孩子，而且还怀着孕。与梵高相遇的时候，她正准备喝一杯，“歇一歇就去拉客”。梵高当晚就跟她回家，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已不是只身一人，朦胧的晨曦中有个和自己一样的人在身旁，这使世界显得亲切多了。痛苦和孤独离开了他，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沉的宁静”。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彼此握住了伤痕累累的手。克里斯汀开始给梵高当模特儿，给他铺床、打扫房间、煮咖啡，简陋的小屋顿时有了家的感觉。克里斯汀强化了梵高与劳苦大众的共情，他在商店的橱窗玻璃上看到了自己：“蓬头垢面、无所归属、没人需要、病弱而粗野、被本阶级所摈弃的流浪汉。”可他毫不自惭，甚至直接驳斥那些劝他“回归正道”的“体面人”：

“像这样在码头、小巷和集市，在候车室以至酒吧间四处奔波，除了艺术家，谁也不会把它当作是什么愉快的消遣啊！艺术家是宁可到那些有东西可画的最肮脏的地方去，也不愿去出席茶会陪伴可爱的太太小姐的。寻觅绘画对象，在劳动人民中间生活，到现场去写生，那时常是辛苦的，甚至是肮脏的工作。商人的举止穿戴，对于我这样的人，或是任何一个无须同贵妇富绅交谈以便向他们兜售昂贵物品赚钱牟利的人来讲，都是不合适的。

“我只适合在格斯特画那些在阴暗的矿井中从事开采的挖掘工，就像我一直整天在做的那样。在那里，我丑陋的脸、褴褛的衣衫，与周围的环境十分和谐，而我自己也感到无拘无束，工作得很愉快。要是我穿上华美的外衣，就会使那些我要画的工人对我持一种畏惧、不信任的态度。我作画的目的，是要让人们看到那些值得一看但并非人人都懂的东西。如果有时为了完成我的作品而不得不舍弃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这难道就算做得不对吗？同我所画的人在一起生活，难道就降低了我自己的品格了吗？如果我到劳动者和穷人家里去拜访，或在自己的画室接待了他们，难道就是有失身份了吗？我认为这是我职业的需要。”

这当然不可能是梵高的原话，欧文·斯通在这本传记中开宗明义：他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写梵高。这段话自然是欧文·斯通的想象，但绝不是凭空而起。世人敬仰梵高的伟大原创力，赞扬他“吸收了乔治·修拉的点绘技法、日本木刻水印原始的简洁、象征派对梦境般的图像的信奉”。然而，在艰难前行的短短一生中，他最真挚的追求是什么？为什么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会这样写，“当我付出时，我付出我的全部”（WhenIgive，Igivemyself）？

这句话被镌刻在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的门口，给世人一个巨大的追问：在爱情、绘画背后，他最虔诚的奉献都给了谁？欧文·斯通将自己对梵高的深刻理解都写到了这番话中，他没有身份焦虑，只有朴素的情怀，认定“我只适合在格斯特画那些在阴暗的矿井中从事开采的挖掘工，就像我一直整天在做的那样。在那里，我丑陋的脸、褴褛的衣衫，与周围的环境十分和谐，而我自己也感到无拘无束，工作得很愉快”。这清晰的选择，使他对上流社会敬而远之，与克里斯汀亲密无间。

花园里的恋人：圣皮埃尔广场,1887

如果梵高和克里斯汀一直走了下去，世上还会不会出现天才梵高，那还真是个问题。苦难仿若他的天命伴侣，不允许任何其他人靠得太近。就在梵高决定要与克里斯汀结婚的时候，两个人的裂隙却一天天扩大了。克里斯汀准备生养孩子，而梵高将仅有的一点点钱都用来买“贵得吓人”的油画颜料，生存与艺术越来越对立，两个人的选择南辕北辙。克里斯汀的抱怨可想而知：

“对于他在做的事情，克里斯汀是很不理解的。她把他对绘画的渴望看作是一种代价昂贵的着魔。她知道这是他赖以生存的根本。虽然她并不想反对他的做法，但是他工作的意义、缓慢的进展和对哀痛的表现，她却完全不能体会。她在家庭生活中是一个很好的伴侣，然而温森特的生活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和家庭生活有关的。如果他希望用语言表示自己的看法，他便不得不采取给提奥写信的方式，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给提奥写一封充满激情的长信，把他日间所见到的、所描绘的和所想到的一切都倾吐在信纸上。如果他想要欣赏一下别人的思想和表达方式，他就看小说—法文的、英文的、德文的和荷兰文的小说。克里斯汀只能和他共享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但他对此已经很知足了，所以他既不后悔娶克里斯汀为妻的决定，也不想以那些需用智力的事情为难她。”

他们两个人终于走到了岔路口：克里斯汀这个曾经被人遗弃、绝望、濒临死亡的女人，“由于有好的食物，有医药和悉心的照料变得丰腴起来”。不知不觉间，“她早年的想法和习性也慢慢地回来了。她曾经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曾经沦落街头，整整十四年她是在酒、黑雪茄，污言秽语和粗野的男人中间度过的。随着她体力的恢复，十四年的懒惰习惯，与这一年所受到的照料和温柔的爱相比，还是占了压倒的优势”。她“把手放到他的手上”，平静地说：“我们正该把这件事结束了……”

爱情有一个最基本的要诀：两个人一定要在精神上门当户对。而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和梵高心灵上息息相通呢？这是一个绝大的难题，绝非素朴的阶层感情所能覆盖。爱情是每个人都希冀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结婚。梵高对绘画太投入了，绘画中有他神圣而神秘的世界，那是他永恒的伴侣，也是他的终极。前方还有很多麦田、葵花与夜空等待他，还有底层深邃的生活吸引着他，他要义无反顾地前去。

在火车站，他和克里斯汀道别了，他望着她，“直到火车离站进入到一片炫目的阳光之中，然后，这个女人便永远地消失在车站烟尘滚滚的黑暗里了”。

蒙特玛居街道上的铁轨，1888

3.创造的力量和才能，那才是他的生命

离开海牙，梵高回到了自己的父母身边。这是1883年的冬季，此时他父母搬到了纽恩南，荷兰南部偏东的一个小镇，两千多人。在这里，他又遇上了一位神出鬼没的白裙女子：每当他去田野画画，总是感觉有人在窥视。甚至在他离开画架去池塘喝水时，回来会发现“未干的油画上留下了一些手指印”。不久她就现身了，原来是梵高家的邻居，名叫玛高特。

她三十九岁，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深褐色，善良温柔，几乎带着一点儿神秘的意味”。她第一次走近梵高，就“蓦地用手臂攀住他的脖颈，把嘴唇贴到了他的胡子上”。而且，她告诉他，这是“我第一次亲吻一个男人”。她还说：“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渴望着爱上什么人，然而却一直没能如愿。”梵高在她眼中十分美好，“你多么强健啊，你所有的一切，你的臂膀、你的下巴和你的胡须。我以前从没见过像你这样强健的男人”。更为重要的是，她渴望的爱与绝大部分女性不同，她的爱是单行道，不需要回报：“我只想祈求上帝让我爱。我甚至做梦也不曾想过会有被人爱上的可能。要紧的是爱，而不是被爱。”

玛高特·贝格曼(1841–1907)

欧文·斯通在这里为梵高设置了一道复杂的思考题：大为惊异的他连连问玛高特：“你爱上我了？你真的爱上我了？然而为什么呢？”已经三次爱情失败的他，丝毫不觉得自己是个能被女人喜爱的人。而眼前这个女人爱得如此主动、如此夸张，究竟来自什么样的动力呢？很显然，绝不是因为梵高如她所说的那样“强健”，事实上梵高漂流的生活使他备显疲惫和单薄。真正的缘由只能是玛高特自身，她太盼望爱情了，她们家的五姐妹都渴望爱情，但都是单身。能不能打破这“母胎单身”的困境？她每天早上醒来，都对自己说：“今天，我准会找到我要爱的人！别的女人都做到了，我为什么做不到呢？”她兴奋地对梵高说：“我的生日一个接一个地过去了，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我不能眼看到了四十岁还没有恋爱过。后来，你出现了，温森特。现在我也终于爱上了！”

这突如其来的爱情使梵高“颤抖了”，他情不自禁，“把这跪着的女子搂过来，被她汹涌澎湃的热情吞没了”。他没有想到，玛高特的“爱”背后其实是一个“何时出嫁”的人生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感情。梵高的出现，是她的一个崭新的选项，但不是爱情的唯一。“爱情”使她成为一个“完整”的女人，不再是惊心触目的空白，但是，如果这种爱带来了更大的问题，打开了更大的困境，这“爱情”便不得不放弃了。

进程果然如此，他们的恋情激起两边家庭的强烈反对。玛高特的“姐妹五个全不结婚，比奇曼家就能够严阵以待共同面对外界。玛高特的结婚对村里人来讲，将是她那些姐妹嫁不出去的有力证明”。她们的母亲认为，为使自己的其他四个女儿免遭更大的不幸，玛高特的幸福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在家人无比沉重的压力之下，玛高特“眼睛哭肿了”，给了三十一岁的梵高一个“绝望的拥抱”，筋疲力尽，“皱纹爬上了她的面颊，往日的忧郁重新回到她的眼睛里，她的皮肤变得灰黄、粗糙，她右嘴角的那条纹路更深了”。

眼望此时的玛高特，梵高豁然意识到，“他从没有真正爱过她，也未曾真正想娶她”。玛高特也幡然明白：“我生在纽恩南……最远就到过埃因霍温。”她知道自己的限度：“我这一生从来也没有和任何人为任何事情闹翻过。”最后，她告诉梵高：“我爱你！永远不要忘记，在你一生中，我爱你超过了任何别的女人。”

随后，她服毒自尽，但被救回。

经历了这场情殇，梵高不宜久留，前往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在皇家美术学院短暂地学习了几个星期，1886年3月，他来到巴黎。

面对这座塞纳河畔的艺术之都，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德加、莫奈、修拉等人崭新的画风，让他浑身颤动：在这些新艺术家的画作中，“平涂的、薄薄的表面没有了，情感上的节制不见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把绘画浸泡在里面的那种‘褐色肉汁’也荡然无存了。这些画表现了对太阳的狂热崇拜，充满着光、空气和颤动的生命感。……在温森特见过的上百幅油画中，没有一幅在明亮、空灵和芬芳上，可以比得过这些富有光彩的画。莫奈用的最暗的颜色，也要比在荷兰所有美术馆中能找到的最明亮的颜色亮许多倍。他的笔法独特，无所顾忌，每一笔触都清晰可见，每一笔触都是大自然韵律的组成部分。一大团一大团鲜艳而温暖的颜色，使画面显得厚重、强烈，而且富于跳跃感”。

露天咖啡馆,1887

犹如进入另一个失去往日根基的世界，他梦幻般地问：“我难道是在疯人院里吗？”一瞬间，他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这些画家使他们的画上充满了空气！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他们发现了光和风、空气和太阳；他们是透过存在于这震颤的流体中的各种数不清的力来看事物的。温森特醒悟到，绘画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随之而来的是他对自己的绘画的失望：“天哪，它们实在是笨拙、乏味而又死气沉沉。他一直在一个早已成为过去的世纪中绘画，而对此他竟全然不知。”

一切必须从头学起——梵高与巴黎的对撞，使他启动了自我革命之旅，他结识了高更、劳特累克、莫奈、修拉、塞尚、左拉等等个性飞扬的画家、作家，灵魂与画笔都飞舞起来，无论是印象派还是日本浮世绘，都是他大口汲取的能量。“他屡屡感到自己正在摸索出一种绘画的语言，这种语言不仅是独特的，而且能使他表达出他想要表达的一切。然而他尚未完全掌握它。”他需要更猛烈的阳光，点燃画布上的色彩，终于，他决定离开巴黎，去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那儿有个叫阿尔的小城，是法国南部“烈日酷晒，狂风鞭挞最凶的地区”，据说阳光足够把人“晒疯”。而这正是梵高需要的温度和亮度，1888年2月20日，他来到了阿尔。

他不知道，两年半后，1890年的7月29日，他将开枪自尽于这个小城。他也许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在阿尔狂热地创作了300多张油画，还有更多的素描，几乎是一天一张的速度。在他的画笔下，星空在旋转，丝柏在飞腾，麦田在奔涌，“在白热化的碧蓝带绿的天空覆盖下，从浅黄到浅橄榄棕色、青铜和黄铜的颜色。凡是阳光照到之处，都带着一种像硫黄那样的黄色。在他的画上是一片明亮的、燃烧的黄颜色。他知道，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绘画中是从来不用黄色的，但这也阻止不住他。颜料管中的黄色颜料流到画布上，在那儿停留下来。他的画上面浸透了阳光，呈现出经过火辣辣的太阳照晒而变成黄褐色和有风掠过的样子”。

欧文·斯通此时才彻底解开了梵高的生命符咒，水落石出般地揭开梵高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使命：

“他作画是因为他不得不画，因为作画可以使他精神上免受太多的痛苦，因为作画使他内心感到轻松。他可以没有妻子、家庭和子女，他可以没有爱情、友谊和健康，他可以没有可靠而舒适的物质生活，他甚至可以没有上帝，但是，他不能没有这种比他自身更伟大的东西——创造的力量和才能，那才是他的生命。”

整整一本《渴望生活：梵高传》，这是点睛画魂的关键之笔。

柏树与麦田，1889

4.读梵高，最大的意义是解放自己

也许梵高没有想到，命运还要给他最后的一击。这还是来自一个女性，她叫拉舍尔，是一个十六岁的妓女。她初见梵高，就惊讶道：“你有一对多可笑的小耳朵呀！”梵高轻松地说，可以把一只耳朵给她。拉舍尔顽皮地捏着他的耳朵，开心地应着：“我想要它。我要把它放到我的柜橱上，每天晚上跟它玩儿。”

拉舍尔是个活泼的女孩，她太小，不能体察梵高眼神中的危机和焦虑。他盛情邀请崇尚的大师高更来阿尔同住，引导自己深入绘画的更高境界。1888年10月23日，盼望已久的高更来了，两个人迅速发现，他们的冲突是如此的不可调和，“高更崇拜的那些画家，温森特看不起；被温森特奉若神明的人，却为高更所嫌恶”。

高更断言：“你永远成不了艺术家，温森特，除非你能在看过大自然后，回到画室再冷静地把它画出来。”而梵高怒气冲冲地驳斥：

“我不愿意冷静地画，你这个白痴。我要热血沸腾地画！这就是我来阿尔的原因。……我画太阳时，我希望使人们感觉到它是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旋转着，正在发出威力巨大的光和热的浪。当我画一块麦田时，我希望人们感觉到麦粒内部的原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开而努力。当我画一个苹果时，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把苹果皮撑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自己的果实而努力！”

与高更的对抗，让梵高心烦意乱，与拉舍尔的交往，变成他备受压抑的生活的安慰。他想向拉舍尔抒发自己的苦闷，但拉舍尔却只是责怪他“好多星期都没来看我”，娇嗔地抱怨“你不再爱我了”。她要梵高证明一下爱的真实，经常提醒他“把你可笑的小耳朵给我”。

这一天，玩笑终于变成了现实，在受到高更尖刻的嘲笑后，梵高再次来到拉舍尔所在的妓院。拉舍尔又一次提起想要他的耳朵，这回他兑现了：他回到家里，飞快地又回到妓院，交给拉舍尔一个“礼物”。拉舍尔打开纸包一看，“惊恐地望着那只耳朵，晕倒在石板地上”。

这一天是1888年的12月23日，在阿尔十个月的生活，使他“感觉到他的艺术已经达到了顶点。这是他一生的最高点。这是所有这些年来他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时刻”。然而，这又是个极为孤独的时刻，没有人能理解他，高更不能，拉舍尔更不能，这世界太“正常”、太“冷静”、太“合理”，他割下的不是一只右耳，而是对这硬化的世间的弃绝。

阿尔尽管阳光灿烂，但是人的生活很保守，梵高割下耳朵的骇人之举，使他顿时变成众人眼中的疯子，“阿尔人坚信，画画能叫人发疯”。房东想方设法赶走他，孩子们成群聚集在他的窗下，大声喊着：“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吧！”城里没有一家餐馆让他进去，最后，小城里的九十个男人和女人联合签了一份请愿书，请求市长将这个“危险的精神失常之人”逮捕起来。

梵高从此走入生命的最后阶段。重压之下，他患上了类癫痫病，间歇性地发作。1889年5月，他住进距离阿尔二十五公里的圣雷米精神病院，几次要喝下油画颜料。1890年5月，在弟弟提奥的帮助下，他迁居巴黎附近的小镇奥维尔，接受伽赛医生的治疗。他似乎感觉来日不多，疯狂绘画，“我要画出一百年后，在那时的人们面前像幽灵般现身的肖像”，写出这句话后的第五十二天，梵高在农田中举枪自尽。

奥维尔小镇，保罗·塞尚，1873~1875

看梵高三十七岁的一生，每次与一个女性相爱之后，总是走入悲伤的结局。悲伤之后他总是发生重要的转折：离开一个地方，前往下一个未知。神奇的是，他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有新的艺术生命打开，似乎冥冥中有一种诡异的决定性力量，不停地割断他俗世的幸福，让他在迷宫中处处碰壁，最后找到伟大艺术创造的出口，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神灵。

如果二十一岁时他与乌苏拉喜结连理，他会不会成为一个器宇轩昂的画商？如果二十八岁时表姐凯·沃斯答应了他的求婚，他会不会坦然安居在上流社会的精致生活中？如果二十九岁时他与海牙底层女人克里斯汀生活了下去，他会不会粗茶淡饭地承担起一大家人的生存重量，成为胼手胝足的劳力者？如果三十二岁时家乡的玛高特毅然与他成婚，他会不会在小镇的日常中渐渐平衡喧嚣的心境？如果他三十六岁时与十六岁的拉舍尔成为童话般的伴侣，他会不会在阿尔灼热的阳光下回归自然，在那座被他涂成金黄色的房子里享受人间的安宁？

这一切都是虚设，真实发生的故事既偶然又必然，在极度的艺术清晰与失控的生活混乱碰撞中，幼稚的拉舍尔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割下了右耳，把自己划入了现实世界的彼岸。他终于抵达了自己的自由王国，在他最后时而疯狂时而清醒的十九个月，画出了300余幅油画。他如火山，如一夜绽放的葵花，如一瞬降临的满天星斗，化入无垠的宇宙运行。

1990年7月，梵高去世一百年的时刻，十万余人前往巴黎附近的奥维尔小镇，追念他汹涌起伏的一生。巴黎举办了大规模的梵高画展，展出了他的大量名作：《吃土豆的人》《阿戈斯蒂娜·塞加托里》《唐古伊老爹》《花瓶里的矢车菊和罂粟花》《阿尔吊桥》《收获景象》《夜间的露天咖啡馆》《向日葵》……在欧文·斯通的这本传记中，对这些绘画的创作背景、缘由、艺术气质都有细致的描述，需要读者层层体会。

艺术是无尽的，正如“诗无达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而有趣的灵魂是无法复制的。读梵高，最大的意义是解放自己，在他画出的向日葵的金色光芒中，我们都要想一想：如果遇上他那样的困厄，我们将如何开辟人生？

这问题如同莎士比亚的追问：“生存，还是死亡？”这不是一个逻辑推理，是精神深处永恒的脉动。

2022年10月10日

源自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