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花（纸本水彩）张瑞麟

游鱼逐落花（纸本设色）居廉

近日，由广州艺术博物院、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和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联合主办的“格物·求真——博物学视角下的岭南绘画”展览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展览首次从博物学角度介入岭南绘画史，时间跨越几个世纪，既有中西文化的碰撞，也有艺术与科学的交织，是一次艺术与科学的跨界合作。展览旨在探讨博物学对岭南地区近现代美术史产生的影响，用图像展示中西方视觉文化交流，同时启发广大观众关注身边的自然物种和生态环境并进行一些博物实践。因此，本次展览的策划尽可能兼顾学术性与科普性、全球化与在地化，让历史与当下连结、艺术与现实互动。

博物学在岭南绘画史上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基于工作中对馆藏作品的梳理与思考，第一次尝试从博物学角度讲述十八、十九世纪以来的岭南绘画的故事，并希望在展览过程中继续交流思考，形成“展前研究——展览视觉呈现——展后研究”的闭环。

展览框架：两条线索、四个单元

第一条线索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第二条线索是艺术科学互惠共进。循着这两条线索，展览分为4个单元。第一单元“图像采集，西方博物学家的行囊”是讲述西方博物学进入中国的故事。十八、十九世纪，广州是西方博物学家进行物种采集的重要场所。他们雇佣了一批本地画家在其指导下绘制博物画。广州外销画家比较被动地接受了西方观察方法、绘画技法的影响，成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博物学和水彩画技法的人群之一。第二单元“相看东西：本土学者的博物绘画实验”从文人的身份视角切入，选取了黄士陵和蔡守的作品。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之后，本土学者的文人身份发生了变化，成为对西方博物学知识有一定认识的新文人，因此在艺术上也相应地改变了对自然的观察和认知，中西技法的交融显而易见。第三单元“写生一脉：从十香园开始的传承与革新”注重梳理岭南画脉，“写生”是艺术创作方法，也是教学的核心，更是艺术革命的手段。本单元展出了居巢、居廉、伍德彝、容祖椿、高剑父等人的作品，以及一批日本博物学古籍，以此将岭南绘画受西方博物学和日本博物学影响的两条路径呈现出来。第四单元“草木绘真：近百年华南植物科学画”将目光转向科学界，从“格物致知”到“求真实证”，博物画中的一部分演变成了植物科学画，艺术为科学添砖加瓦。这是首次在美术馆较为完整地呈现创始于1929年的华南植物园的植物科学画面貌。这些画作是艺术与科学的结晶，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植物学科的创建和发展。

4个单元相互独立又各自呼应，为了有机地联系4个单元，让观众体会各画家群体创作的异同，展览还特地呈现了一些相同题材的作品以便进行图像对比。

抽丝剥茧：发现被遮蔽的往事

策展人好似一个侦探，需要寻找蛛丝马迹，发现美术史被遮蔽的另一面，挖掘被遗忘的角落。在这个展览中，可以重新认识著名金石学家黄士陵和蔡守。黄士陵的花卉画是传统文人画与西方博物画相结合的产物。他主要使用毛笔绘画，配以书法和印章，却使用铅笔进行轮廓描绘，并强调花木的结构特点和阴阳向背的光影效果，甚至描绘病虫害细节，这些画作已具备鉴别物种的功能。本次展出的一级文物《粤中花木册》还隐含着黄士陵与吴大瀓等人交游的往事。蔡守于1907年至1911年在《国粹学报》刊登了128幅博物图画，以往只能在影印版看到黑白图，这次借得上海桑浦美术馆收藏的8张原作做了复制画，其中有两张画能和《国粹学报》的图一一对应。

岭南画家如何受到西方博物学家的影响？展览也试图给出一些证据，从香港艺术馆馆藏居廉画作《狨猴》中伍德彝的题跋可以发现，这是居廉等人在广州西南城区的花地游玩时见此小猴，画图“以资考博”，经专家鉴定这是眼镜猴，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动物，而当时花地正是西方博物学家采集和交换物种的重要场所，因此岭南画家和西方博物学家可能在花地相遇。此外，此次展览还挖掘整理了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任职于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前身）的专职画师张瑞麟的一批珍贵画作。

跨界互动：艺术与科学展览与生活

本展览是一次新的尝试，不仅是艺术与科学的跨界，也是展览与生活的互动。

广州艺术博物院首次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等合作主办展览，在展览内容中也不乏跨界合作的例证。中国植物学界的代表人物“北胡南陈”都出现在展览中，容庚曾收藏居巢居廉等人的画作，并委托族叔容祖椿绘制《百花图册》，容庚在《颂斋书画小记》中写道有的画作是“胡先骕为定名”；华南植物园的植物科学画成就跟陈焕镛院士和陈封怀所长的重视分不开，张瑞麟正是陈焕镛的绘图师，而陈封怀是清末著名画家陈师曾之子，陈师曾在日本学过博物学。外销博物画作为视觉知识材料，是西方博物学家了解和鉴定命名中国物种的重要依据，很多中国植物远渡重洋后对世界园林艺术影响巨大，中国被称作“世界园林之母”，但是物种的发现命名权却掌握在西方人手中。到了20世纪，以陈焕镛为代表的科学家努力工作争夺植物学界话语权，筚路蓝缕，开创发展中国植物学。

此次展览也希望体现在地化，与生活互动。广州是“花城”，居民对花卉的喜爱千百年来一如既往，花地直到今天都是重要的花卉市场，2023年新年花市重启，展览应时应景。观众可以在展览中看到大量岭南花卉，黄士陵的《粤中花木册》涉及广府素馨花传说，外销画《荷苞花》能让观众意识到植物命名的变化，还有外来物种的传入等。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与展馆也相得益彰。广州艺术博物院在白云山脚、麓湖之畔，艺术与自然相融共生，很多画作中的动植物都能在周围自然环境中找到。这20多年来，看展览和逛麓湖是很多观众共同的美好回忆，在即将搬馆的时间节点，这个展览再次呼应并加强和周围环境、和观众的连结。有些观众看完展回家后还会找寻与展品相对应的植物，这也是一种有意思的互动。

一个展览的生成是学术研究落地的成果，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从问题出发，层层挖掘梳理，到视觉化呈现与观众见面，观众的观看、体验、思考、反馈与互动也在延伸并丰富着展览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