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国家文物局在京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四个考古项目分别涉及直立人起源与发展、边疆考古、都城考古、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考古等重大成果。

湖北郧阳学堂梁子遗址

为人类演化史再添关键证据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型旷野遗址，因之前发现两具大约10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头骨（“郧县人”1号和2号）而闻名。两具头骨属于直立人，被学术界命名为“郧县人”，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演化史。

2021年以来，学堂梁子遗址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出土一具较为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介绍道，这具头骨颧弓保存良好，未见明显变形，表面有少量胶结物，颅型饱满，眉弓明显隆起，具有直立人类性状。

在欧亚大陆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历程中，“郧县人”处于100万年左右这一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上。“郧县人”3号作为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对探讨直立人与智人之间的演化关系、直立人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起源与发展提供重要线索。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500多枚封泥揭秘汉代益州郡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一处周代至秦汉时期的大型遗址。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正雄介绍，2021年以来，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揭露了主体为两汉时期的堆积，发现灰坑、建筑基槽、水井、河道等重要遗迹，出土两千多件文物，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500多枚官印、私印的封泥及简牍。

封泥是印章按于泥上作为实物和木制牍函封缄的凭证，是一种古代的保密措施。目前已发现西汉益州郡下辖24个县中18个县的长官封泥，如“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刘正雄说：“这些封泥大部分发现于发掘区北部河道的废弃填土堆积中，因而推测这里可能是当时文书、封泥集中销毁的场所。”封泥、简牍等文书资料的发现，对研究两汉时期云南边疆治理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开封州桥遗址发现的宋代石壁全景（南壁）国家文物局供图

河南开封州桥遗址

壁画印证《东京梦华录》

州桥位于今河南省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交叉路口南50米，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代，至明末崇祯十五年被黄河洪水灌城后的泥沙淤埋。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三营介绍，本次对大运河河道进行发掘，遗物大多是瓷器，在河道底部还发现宋代的照明船灯，上面记载了最早的消防提示语：“慎火亭水”，告诉人们要谨慎用火，并用缸、池等贮水以备灭火。

宋代州桥现已不存，但考古发现了在现存明代州桥的桥东保存有宋代堤岸石壁。石壁两侧对称，雕镌有海马、仙鹤、飞云等祥瑞图案，推测共有4组图案，长度约为30米，纹饰通高约3.3米，构成巨幅长卷，这和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的描述相符。作为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它从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是宋代《营造法式》中“石作制度”最好的物证。

王三营说，经考古得知，州桥桥体中心宽30米，加上两侧将近百米，和史料记载的御街“宽二百步”相吻合，规模宏大的州桥和精美的石壁再现东京城繁荣的宏大历史场景。

温州古港遗址出土的文物国家文物局供图

浙江温州古港遗址

重现海丝上千年商港的繁华

古港遗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地处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靠古城，北邻瓯江，年代从北宋延续至民国时期，主体为宋元时期遗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介绍，考古发现了码头、道路和古城水、陆城门建筑等遗迹，展现温州古港城市、港口、航道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

遗址中年代最早的遗迹为北宋时期的石砌江堤和斜坡顺岸式码头，江堤与码头边界清晰，共同勾勒出北宋时期水门头西侧瓯江江岸的范围。南宋晚期以后，原北宋江岸一带淤积成陆，瓯江岸线逐步北移，陆续发现的元明清时期的堤坝等水利设施，见证了这段岸线变迁史。

温州古港遗址出土的文物国家文物局供图

长达380米的江岸码头群中，发现6座南宋时期木石混筑的长方形突堤式码头。两艘结构较为清晰的沉船引人注目，北宋沉船尚未全面揭露，南宋沉船应为一艘长达20米的福船，目前已整体打包提取，进入室内清理、脱水加固阶段。

遗址出土了大量古代瓷器残片，宋元时期的龙泉窑器占到90%以上，还有瓯窑褐彩瓷、建窑系黑釉瓷等，多没有使用痕迹，当为贸易损耗废弃所致。方向明表示，从中可以想象当年“天下龙泉”的盛世场景，数以十吨计的龙泉青瓷产品，从温州入海，走向世界。

温州古港遗址中发现的码头、沉船、外销瓷器残片，重现了温州千年商港的盛况，实证了温州港是宋元以来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生动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城脚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压涛波”的真实景象，是近年来我国海洋考古、城市考古取得的重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