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西阴村考古发掘现场
顾颉刚打破了三皇五帝的旧史学传统,开启了中国科学史学的新纪元。但如何重建上古史,却面临着重重困境。正在古史辨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济(1896-1979),在南开大学教务长、克拉克大学学长凌冰的推荐下,就任南开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教授。在津期间,李济结识了回国之后第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丁文江。正是在丁文江的鼓励之下,李济得以第一次去做他的考古工作,并由此结识了之后给予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全额资助的美国史密森研究院驻华代表、考古学者、探险家、古物收藏家毕士博(1881-1942),完成了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的嬗变。
毕士博服务的美国史密森研究院是个什么机构?他到中国究竟想进行什么活动?有必要将史密森研究院和毕士博的情况介绍一二。
1846年,史密森研究院在英国绅士史密森(1765-1829)捐赠给美国政府的一笔遗产上成立,其宗旨是促进“人类之间的知识增进与散播”。史密森研究院之所以在20世纪决定涉足中国考古学,得益于底特律富商与艺术品收藏家弗利尔(1854-1919)所赐。1906年,弗利尔决定死后将其艺术收藏品捐给国家(1906年时已逾两千件,至1919年已累积至三万件,其中以东亚和中国古物以及元代之前的艺术品为大宗),由史密森研究院负责管理。由于史密森研究院自设立以来的研究重心是博物学,弗利尔又允诺将协助该院建立一座能与波士顿美术馆、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等收藏展览机构比肩齐驱的艺术馆。至其1919年过世之际,弗利尔前后捐了150万美元以为该艺术馆之建造经费,并在遗嘱中详列“弗利尔艺术馆”的使命,除了系统地展示其收藏,让美国民众能体会东亚艺术之美外,还规定,该馆每年得自其遗产中取出十万美元以为该馆“远东文明”的研究经费,透过具体的研究、调查与出版,以促进美国民众关于“美的高度理想”的理解。
1915-1917年以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的身份领导过在中国考古的毕士博,于1921年转投弗利尔艺术馆并任副馆长。而史密森研究院聘任毕士博的首要任务便是组织并主持该院1846年成立以来的首次中国考古探险,让弗利尔艺术馆能在“对远东具有高昂兴趣的美国博物馆圈中”不至于落后,甚至取得领先。1922年,毕士博加盟史密森研究院的第二年,该院正式涉足考古、美术、汉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欲在“中国”这个场域中,与波士顿美术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宾大博物馆等在“美国之东亚艺术收藏的黄金时代”取得先机的机构,一较长短。
从山西夏县西阴村骑骡,到山东滕县安上村骑驴考古的李济
毕士博在与李济的交往中,深知丁文江所评价的“拥有今日中国最佳的心灵”之李济对于落实史密森研究院计划的重要性,认为目前李济所缺乏的只是“更广阔的经验”,只要弗利尔艺术馆能把这一弱项补上,有朝一日他势必会成为中国考古界的领袖人物。于是,毕士博决定招募李济加入自己的团队。1925年3月2日,毕士博与李济在天津相遇。3月12日,返回北京的毕士博给李济捎去一信,正式提出加入其团队的邀请。3月16日,李济回信毕士博:“对于未来的工作与更多关于这个计划的合理性,我需要跟你多加讨论细节,我理解这是一个可以实现我计划的有利的机会;然而,我们在进入这个讨论前,我应该让这个计划更为清晰。”李济之所以没有立即答应加入毕士博的团队,与弗利尔艺术馆要将发掘出的部分艺术品运回美国,由弗利尔艺术馆典藏有极大的关系;也与坊间传说的“昭陵六骏”之“飒露紫”和“拳毛騧”在1914年时被毕士博盗走有关,但从典藏于宾大博物馆的毕士博相关史料来看,尽管毕士博于1915-1917年的确以宾州大学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之身份前往中国考察与收购文物,但他与两骏的流失毫无关联,只不是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批宾大博物馆的一批藏品购自卢芹斋手中而已。很踌躇的李济经与丁文江交谈后,给毕士博正式回了一封信,确认他将加入弗利尔艺术馆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古的这个团队,但有两个前提:一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进行合作;二是在中国发掘出来的文物,必须留在中国。差不多隔了两个多月后,李济才收到毕士博的回信。信中说:“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这个答复令李济很满意。经与毕士博协商,李济于1925年6月16日起正式成为史密森研究院之中国考古团队的一员,月薪300墨西哥银圆。为了工作近便,李济辞去了在南开的教职,改以兼任的身份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考古学。李济之所以加入毕士博的团队,还有一个他自己的观察:毕士博不是那个已死去的寻常的古董收集者弗利尔,他注重的是科学的考古;而他所代表的美国史密森研究院的那句格言的真精神——“为了知识的增进”,也打动了李济。李济的加盟,给了业绩乏善可陈的毕士博以极大的信心。
1925年冬,李济任教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后,与“四大导师”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总量14万余件,特色藏品有农业古籍、传统农具、彩陶、票证、农业宣传画、高密年画、土壤标本、农业蜡果等,其中一级文物213件。馆内设有基本陈列“中华农业文明”、专题陈列“中国传统农具”“中国土壤标本”“彩韵陶魂——田士利捐赠彩陶展”,还有农业科普馆、二十四节气传统农事园等,生动展示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农业文明。
“吴兴”为湖州古称,自三国始立一直都是江表大郡,两宋时期,上承隋唐下启明清,商业繁荣,文化兴盛,“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留下了众多名园佳构,形成了以山水泽地园居为主的别业集群。
上海,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样本,正日益深入践行其文化使命,搭建心灵沟通之桥,修筑文明互鉴之路,让中国看到世界,更让世界看到中国。
曾有短剧导演接受采访时说:“竖屏短剧世界里,主打的就是一个‘白日做梦’,我们给用户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如今,这份情绪价值的投喂对象直指年轻人。
平遥坚持保护为先,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鲜明的古城特色,把文旅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发展。旅拍热兴起后,平遥县职能部门加大对从业人员的指导、培训,同时加强对旅拍行业的监管,确保游客良好的旅游体验,促进旅拍行业健康发展。
不久前,有朋友和我聊到金庸,谈及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说到金庸小说的女主人公不同于传统小说,里面的女性均有血有肉,不是纸片人。朋友还举了“梅超风”和“叶二娘”两位为例子,说她们均有悲惨的过去,导致她们成为小说里的“恶人”,人物性格的形成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这属于金庸小说的现代笔法。
3000多年前的陶三通、铸有纹饰精美的青铜器、系统成熟的甲骨文、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及殷墟所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要道,甘肃犹如一柄如意镶嵌在中国大西北,既有过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辉煌,也因厚重的历史文化、雄奇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2月12日正月初三18时30分,中国文字博物馆内灯火通明,游人如织,“一字千年·博物馆奇妙夜”龙年夜场系列活动正在这里举行。
在北宋,东京人往往以喝粥开始美好的一天,每日五更时候,“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