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天下实现了大一统之后，平均地权对巩固皇权，就有了实际的意义。这是因为，大量身份性地主，诸如皇亲国戚和官僚，包括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不仅通过政治上的特权免税、免役，还仗势欺人，大肆兼并、隐占土地和人口。他们的势力越强大，国家所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就越少，赋税收入也越少。相反，如果天下农户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各自都拥有同样多的土地，向国家缴纳同样多的税，服同样多的役，国家的财政利益岂不就能达到最大化了吗！所以，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情况下，平均地权的思想，便随着儒学的独尊，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成为统治者理想的土地政策。
汉武帝实行“告缗”，把隐占的土地和人口也包括进来，针对的就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汉哀帝时，辅政师丹更提出“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的主张。汉哀帝当然很赞同师丹的意见，却又顾虑实行起来阻力会很大，就叫人搞了一个“限民名田”的方案，对皇亲国戚和官僚兼并土地作了一定的数量限制。可惜！就是连这样的方案，当时也无法实行。总之，平均地权的思想虽然已经很普遍，但朝廷上只有很少的人敢于把它提出来，而皇帝本人想搞一个折衷的方案也实行不了。可以想见，豪强兼并势力当时在政治上，已强大到了极点！
但就是在这样情况下，王莽却敢于以安汉公的身份，逆潮流而上，站出来反对豪强兼并势力。据史书上记载，公元2年，王莽“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他这么一领头，一时之间“公卿皆慕效焉，凡献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继而，在公元5年，王莽的女儿立为皇后，王莽又拒绝接受皇帝所赐予的“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于是，天下前后又有官民共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颂扬王莽，以致诸侯王公、列侯、宗室亦闻风叩请“宜亟加赏于安汉公”。
这些效仿王莽捐钱捐地，为王莽歌功颂德和请赏的人，其中虽然也有见风使舵之辈，但绝大多数都是抱有实现平均地权社会理想，或者拥护这种理想的人。何况，忠君的思想、对社会安定的企盼，也都深深地包含在这平均地权的社会理想之中了。惟在那种豪强兼并势力猖獗的历史环境中，多数人本来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却因为有了王莽这样的人站出来做表率，便得到了极大的鼓励。而王莽之所以敢于开罪于强大的豪强兼并势力，固与他已拥有的权势有关，却也表明对平均地权，他确实是有真诚的一面的。
“汤武革命”理念与王莽新朝
当然，王莽也是个极有手段和权谋的人物。凭借着王家数世在宫廷政治中积聚起来的势力，以及种种机缘巧合，他一步一步地掌握了汉朝的权力中枢，由大司马、安汉公、摄皇帝一路上行，直至接受“禅让”，夺取汉朝江山，开辟了新朝。在这一过程中，他以平均地权社会理想的代表者自居，起到了号召天下的作用。另一方面，天下“不私一姓”的思想，在他那个时代也流行很久了。汉初，汤武革命的思想，是深入人心的。秦朝因为暴政而被推翻，汉朝因为顺应天命而取得天下的思想，都被天下人视之为当然。汉高祖以一介布衣，手提三尺剑而得天下。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无非是旧血统转变为新天命。然而，天命亦不过由于人事。刘邦贵为皇帝，却也不得不接受“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的诘问。所以，到了景帝时，儒生辕固坚持“汤武革命”的观点，景帝也只能表示：“食肉不食马肝。”意思是说，汉朝取代秦朝，虽然符合汤武革命的观点，但天下已为汉朝所有，再讲“革命”就不合时宜了。这就叫鞋子再好也只能穿在脚上；帽子再破却一定是要戴在头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