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控制社会财富，以满足国家财政的需要，王莽始终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他显然是受了当时流行的《管子·轻重》思想的影响。在他之前，桑弘羊的“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的理论，强调的是调节商品供求关系，以商业利润助边和赈灾，以及调节贫富以抑制兼并（叶世昌）。惟盐铁会议之后，汉武帝的统制经济政策，终于沦为权贵、官僚和豪强地主勾结牟利的工具。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管子·轻重》中所表达的抑兼并理论，“表面上似是反对兼并，但实际上并没有取消兼并，只是把各个商人的兼并转化为封建国家的兼并罢了”（马非百）。换言之，所谓“富能夺，贫能予”的法家思想，已不再以“抑兼并”为目的，而是以国家财政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宣扬不择手段地赚钱”（叶世昌）了。
《管子·轻重》诸篇，大多是在阐发国家如何发布命令，财政就能如何获益的道理。所谓“无籍（税）于民”，“而籍于号令”，讲的就是这一套。王莽对此则深信不疑。最初，他认为通过垄断商业，通过任意确定价格，人民就不会感受到剥削加重。而当国家对工商业的垄断失控之后，他又坚信国家任意确立币值的行为，是完全可行的。这种认识，其实就是受了《管子·轻重》关于“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的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简单地说，就是“用购买力已大大提高的货币‘敛万物’”（叶世昌）。
综上所述，当王莽放弃王田制改革时，他的平均地权的社会理想即随之荡然；而当五均六筦的改革失控时，他的统制经济改革的唯一方向，就是由国家来任意确定货币面值；于是，对私人资本的“抑兼并”，终于变为“国家的兼并”；在“不择手段地赚钱”这样的狭小空间里，他的帝王意志终于迷失了方向。 ■
